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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京发改[2005]2667号

2005-12-22

经市政府批准，现将《北京市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方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项目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规范本市各类法人的境外投资行为和政府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1]13号)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1号)，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各类法人(以下称“投资主体”)，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境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含新建、购并、参股、增资、再投资)项目的核准。
　　投资主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适用本办法。
　　中央管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按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1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是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 市发展改革委是本市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机关(以下简称“项目核准机关”)，负责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权限进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工作。

　　第二章 核准机关及权限

　　第五条 中方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资源开发类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申请报告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资源的项目。
　　中方投资用汇额在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申请报告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前往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和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的项目，不分限额，全部由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申请报告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

　　第六条 除上述需要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项目，均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三章 项目申请报告

　　第七条 投资主体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一式3份。项目申请报告应按照国家颁布的示范文本和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有关要求进行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二)项目背景情况及投资环境情况；
　　(三)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产品、目标市场，以及项目效益、风险情况；
　　(四)项目总投资及用途、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融资方案及用汇金额说明；
　　(五)购并或参股项目，应说明拟并购或参股公司的具体情况；
　　(六)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第八条 报送项目申请报告应附以下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或相关的出资决议；有上级主管部门的需有主管部门同意函；
　　(二)证明中方及合作外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件；
　　(三)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书；
　　(四)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出资的，按资产权益的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核定出资额。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其他可证明有关资产权益价值的第三方文件；
　　(五)投标、购并或合资合作项目，中外方签署的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等文件；
　　(六)涉及国有资产的，应附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文件；
　　(七)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附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项目投资主体事先报送的书面信息报告出具的有关确认函件；
　　(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四章 核准程序

　　第九条 投资主体将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可以经注册地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转报市发展改革委；也可以直接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

　　第十条 市发展改革委核准项目申请报告时，需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应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出具征求意见函并附相关材料。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在接到上述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一条 市发展改革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报告承担责任。咨询机构在进行评估时，可要求项目申请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第十二条 市发展改革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或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审核意见。如20个工作日不能作出核准决定或报送审核意见的，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批准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申请人。
　　前款规定的核准期限，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的时间。

　　第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对核准的项目向项目申请人出具书面核准文件，同时抄送相关部门；对不予核准的项目，应以书面决定通知项目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四条 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在投标或对外正式开展商务活动前，提出书面信息报告，经市发展改革委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并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有关确认函件。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二)项目投资背景情况；
　　(三)投资地点、方向、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
　　(四)工作时间计划表。

　　第十五条 投资主体如需投入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涉及用汇数额的(含履约保证金、保函等)，应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核准。经核准的该项前期费用计入项目投资总额。

　　第十六条 已经核准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需向市发展改革委申请变更：
　　(一)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
　　(二)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三)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
　　(四)中方投资超过原核准的中方投资额20%及以上；
　　(五)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况。
　　变更核准的程序比照本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核准条件及效力

　　第十七条 市发展改革委核准项目的条件为：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利益，不违反国际法准则；
　　(二)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开发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符合国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促进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
　　(三)符合国家资本项目管理和外债管理规定；
　　(四)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投资实力；
　　(五)符合北京市其他相关法规规定。

　　第十八条 投资主体凭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市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文件，依法办理外汇、海关、出入境管理和税收等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项目投资主体就境外投资项目签署任何具有最终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件前，须先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市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

　　第二十条 市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核准文件应规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在有效期内，核准文件是投资主体办理本办法第十八条所列相关手续的依据。
　　有效期满后，投资主体办理上述相关手续时，应出示原项目核准机关出具的准予延续文件。

　　第二十一条 对未经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管理、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 投资主体以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原项目核准机关可以撤销对该项目的核准文件。

　　第二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委可以对投资主体执行项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查实的问题依法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境外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有关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的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研究

钊作俊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逮捕或者未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并由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以保证其随传随到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这种强制措施既可以不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其照顾家庭或者从事原来的工作和劳动，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又可以使他们感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还可以减少国家用于在押人犯的生活、管理费用等项开支，从而减轻羁押场所的工作压力。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取保候审的立法设置和正确实施对于司法机关依法查清案情，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顺利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都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还应当看到，由于取保候审在我国的施行运作时间不是太长， 司法实践经验还有待总结，各地司法机关在实施这一强制措施时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一措施的正确执行，从而影响、制约着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本文即立足于此，拟就取保候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研讨，以讨教正。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和申请主体
1．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上述第一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某种刑罚，就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所认定的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绝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某一条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易言之，所谓的“可能判处”就是指根据其涉嫌犯罪事实应当适用的刑法条文某一具体款项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而绝不能以其涉嫌的犯罪事实所对应的刑法条款中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不对其适用取保候审。第二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尽管可以认定其所犯罪行比较严重，且根据其对应的刑法条款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是，如果对其适用取保候审也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所谓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就是指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涉嫌的罪名，以及平时表现、个性特征，罪中表现和事后态度进行综合考虑以后，如果认为其犯罪性质较轻，涉嫌罪名不重，犯罪情节不很恶劣，犯罪手段一般，平时表现尚好，犯罪以后又有悔改之意并积极帮助被害人挽回损失等等，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对其适用取保候审，行为人不至于再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不对其实施任何强制措施，他也不会再违法犯罪，从而即可认定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就可以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否则，如果犯罪性质和涉嫌罪名较重，犯罪情节较为恶劣，平时表现不好，犯罪以后毫无悔意，对被害方遭受的损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人身危险性较大，行为人的行为就足以表明对其适用取保候审还不可能阻止其继续实施违法犯罪，对其取保候审就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不能对之适用取保候审。
除了上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适用取保候审的两种情况以外，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何谓需要逮捕呢？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只有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于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才应当立即逮捕。所谓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院部委于1998年1月19日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并且，上述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据此，上述所谓的“需要逮捕”，指的就是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认定该犯罪事实系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所谓的“证据不足”，则是指尽管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系其所为，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肯定地确认该犯罪事实，或者案件在某些环节上还存在着疑点，案件的认定在证据方面还有点欠缺，还不太充足。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适用取保候审。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人民法院也可以决定对之取保候审。所谓的“患有严重疾病”，就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被告人患有不宜被羁押的某种疾病。
2．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
对于取保候审的申请主体即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文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是一项授权性规定，也是一项排他性规定，这一规定即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授予给了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就是指依法代理被代理人从事某种行为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则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是否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呢？这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有的地方却不允许。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六十八条明文规定：“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一规定即赋予被羁押的被告人的律师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力。但也有极个别地方的极个别司法人员仍然以这是法院的解释为由拒绝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法律所赋予的，它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具有全国性的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的义务。如果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不执行，案件进行到审判阶段以后，法院就可以据此认定有关机关和人员非法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从而可能构成程序违法，而程序违法则可能成为对控诉方不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只将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资格扩大到律师，而没有将其他辩护人也列到这一主体资格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值得研究。因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和进行辩护，也有权委托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其他人进行辩护，既然都是为其进行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取保候审，其他辩护人则无权申请，这对没有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也背离了刑事诉讼法设置的可以由律师以外的其他人进行辩护的立法初衷。况且，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他们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这里即将“其他辩护人”也列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既然其他辩护人对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该强制措施，那么，为什么就不赋予他们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呢？因此，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应当将律师以外的其他人申请取保候审的资格予以明确。
二、取保候审的变更和撤销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一规定即意味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决定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力。我们认为，这是适应案件的不同进展情况而作出的变通规定。应当说，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应当予以着重解决。
1．取保候审变更或者撤销的理由。
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理由才能将已经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第八十条规定：“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一）患有严重疾病的；（二）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三）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八十一条则规定：“对已经逮捕的被告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二）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三）因进行司法鉴定而尚未审结的案件，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的。”由此可以看出，取保候审撤销或者变更的表述方式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除取保候审”，或者释放，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1）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所谓“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是指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2）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那么，这个期限是指公检法三个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总和期限，还是指每一家司法机关对其适用的各自的最长期限呢？这在司法实践中是存有争议的。有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认为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的最长总和期限，即不论哪一个司法机关采取，哪怕这三家都采取，但对人犯所采取的取保候审的总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另一种观点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七十五条“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的规定以及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自机关适用取保候审期限的有关规定①认为，这十二个月的期限是对单独的各个机关而言的，即每一家司法机关都有十二个月的取保候审期限。这样，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就是三十六个月。我们认为，法律对取保候审期限予以限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限制司法机关无期限地对他人采取强制措施，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期限为十二个月，而连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的连词用的是“和”字而不是“或”字，“和”即为三者之间的总数。鉴此，我们认为，这一“十二个月”的期限指的就是司法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的最长总和期限。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以各自的期限为十二个月进行计算。对在案件的前一阶段司法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已经达到十二个月期限的，下一阶段的司法机关不得再行使用取保候审。
（3）发现采取取保候审决定不当的。即案件的现承办机关对于先前已经做出的取保候审决定，经审查认为原取保候审的决定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即应依法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符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的，即应对其撤销取保候审，予以释放。
第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
（1）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所谓“严重疾病”，如上所述，就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被告人患有不宜被羁押的严重疾病的情况。对此种情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如果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即可采取取保候审。
（2）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对于已被逮捕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审结的，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之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如果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即可取保候审。
（3）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尽管被告人所犯罪行较为严重且已经对之进行了逮捕，但如果正在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的，本着罪责自负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如果被告人能够找到保证人的，即可对之取保候审。
第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变更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或者释放包括将取保候审予以解除：
（1）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
（2）已被逮捕的被告人，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期限的；
（3）已被逮捕的被告人，因进行司法鉴定而尚未审结的案件，法律规定的期限届满的。
对具有上述三种情况之一的被告人，如果他能找到保证人，即可对其取保候审。
另外，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撤销或者变更取保候审：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取保候审的被保证人或者说是保证对象，既然保证对象都不存在了，取保候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意义，当然也应当予以撤销。
（2）保证人死亡、重伤或者出现其他丧失保证能力情形的。保证人是取保候审的义务主体，保证人资格的存在以其具有保证能力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或者丧失了保证能力，保证义务的履行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取保候审也就随之应当予以变更。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另行找到保证人的，可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如果不能找到保证人的，可依法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3）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以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案件需要复议、复核的，或者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2．取保候审撤销、变更的主体即哪家机关有权对已经采取的取保候审进行变更或者撤销？
对于这一问题，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已经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而到了审理阶段，则发现应当对其解除取保候审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或者对已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为取保候审。那么，这一变更由哪一家机关来决定？是由原来的案件承办机关办理变更还是由案件的现承办机关办理变更？也就是说，对于原来在侦查阶段已经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办理过强制措施的，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到法院的审理阶段，检察机关能否对公安机关的强制措施直接变更？审判机关是否有权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强制措施进行变更？如某一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的侦查阶段已经被逮捕，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可否不与检察机关协商而直接对被告人办理取保候审？对此，各地的做法是颇不一样的。有的法院对已被羁押的但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被告人直接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有的则是与检察院协商决定是否办理取保候审；个别的则更是认为，原来的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检察院决定的，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也应当由原检察院来决定。我们认为，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法院有权自行决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以及如何变更强制措施。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应当对被告人撤销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报请院长批准。”第七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当依法对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手续。”以上规定说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有权对其他机关已经决定的强制措施进行变更或者撤销。而且，从理论上说，强制措施适用于公检法三机关的各个诉讼阶段，并不专门隶属于某个特定的诉讼阶段。虽然作为强制措施本身的方式、方法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当它被应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不同阶段时，它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从而成为不同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用于侦查阶段与专门调查相结合时，它就成为侦查的内容；用于审判阶段与审判活动相结合，它就成为审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因此，我们认为，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以及如何变更强制措施，决定于该诉讼阶段的承办机关，诉讼行为已经进行完毕的其他机关无权进行变更，也无权进行非法干涉。何况，案件进行到下一个诉讼阶段时，一般都由案件的现承办机关与上一个承办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对已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还要办理换押手续。因此，我们认为，对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的变更或者撤销，应当由案件的现承办机关根据其所涉嫌的犯罪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决定，其他机关不得进行干涉。
当然，具有法律监督权力的检察机关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强制措施的撤销或者变更决定进行监督，发现撤销或者变更决定不当的，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有关机关应当认真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告知检察机关。
三、保证人的责任及其追究
保证人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负保证责任的行为人，法律规定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如果不履行、不适当履行或者怠于履行，对之就应当追究责任。对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谁来认定保证人是否遵守了保证义务？他能否认定？二是保证人的责任如何实现？
1．保证义务的认定。从逻辑上讲，只有搞清了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才能最终决定保证人的责任。对于这一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院部委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对取保候审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保证义务，由公安机关认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也由公安机关作出。”这一规定即明确将认定保证人是否违反保证义务的权力赋予给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但是，各地的实际执行情况颇令人担忧。极个别公安机关对保证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不管不问，不予监督；有的公安机关对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机关的建议不予理睬；甚至有的公安机关在发生了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的情况下不去认定，以致造成个别案件难以处理。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这一决定是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公安机关还会对这一决定负责，并在发生了违反保证义务的情况下，对保证人作出处理；如果这一决定不是由公安机关而是由法院或者检察院作出的，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就不太负责任，这样就有可能造成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无法找到，案件可能没法往下办下去。鉴此，我们认为，案件由哪一个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决定也就由哪一个机关作出，从而认定保证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的权力也就在哪一个机关。这样，不但避免了案件进展过程中的互相扯皮，也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更便于对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进行处罚。
2．保证人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保证义务的责任。
关于保证人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根据案件事实，认为已构成犯罪的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如果保证人与该被告人串通，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对保证人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根据这些规定，违反保证义务的保证人所承担的责任有以下几种：
其一，司法处分即罚款。法律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遵守保证义务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那么，根据这一规定，是否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发生了被保证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都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保证人对被保证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确实属于不知情，而且他也不可能应当知道，保证人在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甚至连过失也没有，那么，对保证人就不应当追究其责任，从而不应当对之罚款。易言之，只有在保证人至少有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之进行处罚。
其二，民事责任即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担这一责任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且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2）保证人与该被告人串通，协助其逃匿或者明知被告人的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3）该刑事被告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对于具备上述情节的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必须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超过这一数额的，保证人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其三，刑事责任。对于被保证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可能出于故意，也可能出于过失。对于出于过失的，行为人除了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外，能否追究其刑事责任，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保证人不能履行保证的责任和义务，致使被告人继续犯罪，危害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对保证人按玩忽职守罪定罪量刑。①对此，我们认为，玩忽职守罪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以特殊主体身份为必要的犯罪，它在客观上只能由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构成，保证人的身份则不属于这一范畴。如果将保证人的这种行为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刑，不但与刑法的规定不符，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的恐惧心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找到保证人，从而不利于取保候审的正常开展。鉴此，我们认为，对于由于过失而产生上述后果的，不应当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出于故意而为的，甚至与被保证人串通而为的，应当坚决依法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对于明知被保证人的藏匿地点而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的，或者协助其逃匿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关于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定罪处刑；如果事前通谋，事后又从事上述行为的，则以该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共同犯罪论处。


本文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1期）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