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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建构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标准

杭州市西湖区行政执法局 胡文苑


行政权与民事权利建构的基础不同，但相同的是均是维护合法的权利而由人们做出的制度选择，不同之处在于民事权着眼于个人的权利，在对个人追求各自利益权利进行保护的同时，达到社会总产出最大的目标，而行政权运行的目标就是应该站在整个社会公益的角度去运行权利，所谓个人的权利就是公权的边界。公权实施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在社会公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达成个人更好地实现私权的愿景.民事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就好像民事权是鼓励舟上的每个人奋力划桨以尽快达到彼岸，而行政权更像是掌舵的，保证整个航向不变，保证一船人顺利到达彼岸，所以社会正义是行政权题中应有之义。行政处罚是保障行政权的重要制度设计，如何实现行政处罚中的正义。解构正义目标，发现在合法性之外，追求处罚的合理性便是现代行政处罚中正义很重要的另一个第二位阶目标。
一个再好的理念，如果没有现实的模型，其操作性就值得怀疑。而行政处罚如何实现合理性目标，建构合理性标准，便成为建构这一模型最具核心化的元素。
合理性标准不是单纯的某个标准，而是一组价值群，选择位于第一位阶的价值标准应该是行政处罚具有正当性。
怎样的行政处罚具有正当性，余以为有三个政策目标要遵守。第一，行政处罚的额度要超过行政违法相对人的违法所得。只有在成本大于收入预期的情况下，才能遏止相对人的违法冲动，也是符合法谚的基本正义理念：“任何人均不能从错误中获利。”罚大于得对于维护违法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利益添补机制中的利益均衡有重要意义，是正当性政策目标的首选。现在国家花费巨资治理淮河污染，效果不明显，除开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外、处罚额度与污染企业污染所得之间的利益失衡，处罚力度不到位是直接原因，以至于造成遏止不住企业的污染冲动。
第二，实施的行政处罚应是有效率的，不会造成执法成本巨大，与行政处罚欲保护的目标相较不应存在成本大于欲保护利益的情况。效率始终是行政权追求的首要目标，相较之司法对效率的追求，行政权应更具主动性.行政处罚同样是行政权的运用，同样是动用公共资源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如果一项处罚耗费羁縻，而处罚的结果却是保护利益很小，这也是不正当的，因为浪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所以行政执法一定要树立绩效观念，对欲处罚的对象应根据繁简程度，采取相应的手段，避免出现大炮打蚊子的局面。
第三，实施的行政处罚应该是行政相对人有能力承受的，传统的司法理念注重的是个人自由主义，讲究责任自负，强调每个人自我负责，如其有过失，就必须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哪怕这种代价是惨重的也在所不惜，以达到人人自我负责、人人安全的目的。但是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的，传统司法的观点将每个人都视为自我的斗士，人间的骑士，单打独斗的英雄，这理想可能永不能实现，而现代司法追求的是“社会集体安全”，降低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使其有过失时，为其过失所须付出的代价比较不惨重，而这一底线便是生存权的保障，在我们处罚过程中来说，就是处罚的结果不至于造成相对人的困厄，让处罚在相对人可承受的范围内执行，否则处罚超过其生存权的底线，只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相对人的生活困苦不堪，对其生存权造成威胁，二是相对人对整个社会的报复。处罚超过相对人可接受的程度便是极大的不公正、不正当，根本毫无合理性可言。让处罚变得可接受，便是对“社会集体安全”的最好诠解。
行政合理性的另一个第二位阶的标准就是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就是国家一切措施之目的和达到目的所采取手段与相对人负担之间的比较，比例原则考察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行政处罚要其合理，就必须合乎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的解释是国家所采取的限制性手段须适当且有助于所欲求之目的的达成。在满足适当性之后，必要性是指在所有能够达成目的之手段中，选择对相对人“最少侵害”的方法，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的原则”。如占道堆放案件，占道零点几平方米，处罚百元以上，后被法院撤销，法院的理由就在于，为达成市容整洁的目的，较之此类细小违章，口头教育责令整改即可，处罚非必要之手段。
“狭义比例原则”是说一个措施，虽然是达成目的所必要的的，但是用之，相对人将会有过度的负担，该措施也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其实，依据就是成本效益的比较，所谓两害相比较取其轻。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例子很多，如为了养路费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据说省人大对于该强制措施是否付于路政部门争的很厉害，我想其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在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不合理性，为追究一、二千元的养路费，扣押相对人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车辆，而车辆的扣押可能造成相对人生产、生活的极大不便，直、间接损失无法估计，抛开处罚的利益驱动，路政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通过电脑联网的形式，将未交养路费查实结果通知车辆属地，由属地催其补缴，进行处罚，而完全不必要采取扣留车辆这一极端手段。
一项行政处罚在满足以上标准后，它应该来说客观上有了理性的保证，司法对行政处罚合理性的审查也应遵守以上的标准。而社会对于合理性标准的尺度也是随着社会实践而不断变化的，但在相对固定的一段期间内，合理性标准是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行政机关要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在统一的标准尺度下，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建构起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合理性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朱金池 《行政法比例原则之研究》







浅谈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孙继国


内容提要：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对于构建平安监狱、和谐监狱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职务犯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个人素质、行为特征等，决定了其在服刑改造中表现出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的特点，民警在职务犯的刑罚执行中,既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大胆管理，又要考虑其各种个体特征，因人施教,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推动监狱公正文明执法。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 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四）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保障罪犯权利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罪犯人权状况近年来了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各方面（法律、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罪犯特殊的地位，罪犯的很多权利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职务犯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维权意识相当重，这就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基层管理民警要通过自身的执法素质、人格魅力，与罪犯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有益和必要的保证。

（五）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是构建和谐监狱、打造平安监狱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监狱对罪犯的惩罚本身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打造平安监狱要求必须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调动监狱刑罚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条件

（一）行刑理念。刑罚对罪犯惩罚的唯一后果是：剥夺罪犯的自由，这一行刑理念是保障罪犯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概念上的权利，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行刑基础。

（二）民警条件。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警要有较高的执法理念、执法知识、执法素养、执法艺术。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引民警正确执法方向；丰富执法知识让民警更精准、熟练的执法；厚重的执法素养让民警赢得罪犯的尊重；高超执法艺术让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更驾熟就轻、游刃有余。

（三）罪犯条件。职务犯的个体特点决定其角色转换慢、身份意识淡薄、行为养成差。但他们作为警囚关系主体之一，其配合程度直接决定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成败。

（四）法律条件。刑事执罚最主要的依据《监狱法》，它已颁布十多年了，已经严重落后监狱执法工作实践，加之，《监狱法》无具体操作细则，法律法规的缺失制约着监狱工作的开展。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有许多东西急需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国际司法接轨，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急需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

（五）政策、法规条件。时代的迅猛发展注定了法律制定程序上的滞后性。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对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及时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六）亲情及社会帮教条件。职务犯心理需求层次较高，心理矛盾大、心理落差大等特点，要求监狱要做好职务犯亲情和社会帮教工作，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条件之一。


三、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一）激活行刑主体（警官）和受刑主体（罪犯）。激活行刑主体（警官）的核心就是监狱或监狱主管机关采取有效激活措施让监狱民警能够管理（职业再教育学习、培训等）、愿意管理（解决政治地位、工薪待遇、其他后顾之忧等）；激活受刑主体（罪犯）关键要罪犯由被迫到自觉参与到整个改造的大环境中去，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调动其改造自觉性，发挥改造活动的主人翁作用。

（二）劳动重在体现改造功能。职务犯参加劳动改造是法定义务。劳动在职务犯的改造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于体验劳动的艰辛、珍惜劳动成果、调整情绪、锻炼身体、转移其注意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在实践中，鉴于职务犯年龄、身体特点，要充分考虑到职务犯的体能和劳动素质，项目选择要适宜，劳动定额要恰当。

（三）严格考核，执法公开。职务犯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考核和刑事奖励，在其最关注的减刑、假释方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严格考核，职务犯与社会犯不一样，可以说对其考核是分分计较、厘厘计较，所以说对其考核奖、扣分必须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尺度一致。二是政策公开，把减刑、假释、保外的条件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示，的异议的可以复议，这两点做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稳定其改造情绪，取得他们对我们民警公正执法的信任。

（四）通过分级处遇调动职务犯的需求。职务犯由于过去工作的经历，很在乎其分级处遇。他们时刻都在相互比较，自己与他犯的服刑待遇，民警在实践工作中认真抓好职务犯这一心理，对调动改造需求，融洽警囚关系是相当有必要的。

（五）放宽亲情会见条件，扩大社会帮教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罪犯，职务犯情感更丰富，绝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家庭、浓厚的亲情、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情和社会关系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和改造活动的支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民警要尽可能通过安排亲属会见、社会帮教、通信、电话等来促进其积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