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李 长 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本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法治是需要法治基础的，对法律基础的再认识是我们推演农村法治困境的前提；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关 键 词] 农村法治 困境分析 方略 维护机制
法治，是一种治国模式、治国方略，实指“依法而治”、“法律至上”。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世纪就已提出，其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国虽在先秦时期由法家提出过“依法治国”，但根深于国民中的传统人治意识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相当大的差别。实现法治，特别是农村法治，需要良好的外部资源，并需要进行多重的整合。农村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焦点。在我国，要摒弃千余年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实现由“乡士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没有农村法治的系统推进和整体实现是不可能的，农村法治是我国法治实现的基础。
一、现状剖析：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理性思考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我国法治在城市和农村的外延资源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在法治整体性的基础上，区别认识其各自特殊性。农村是人们最基本生活资源的终极来源地，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农村面积占全国领土的90%，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等等特殊性可以看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我国农村这个最大社会区域的法治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因此，对农村法治现状的分析是农村法治走出困境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是国家严格依法治国所形成的理想状态，是法律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它需要相应的基础：主体意识、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社会和谐等。我们分析农村法治现状也要从这几个相关方面入手。
第一，农民法治主体的不足——农村法治的主体障碍。法治主体是实行法治必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前提。在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就我国而言，法治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就是广大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存在的不足，已成为农村法治推进的阻碍因素。
1．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其关于法律的心理、知识、观念和思想的总和，体现其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与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合理的正相关关系。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没有随经济的增长和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显增强，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当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往往成为法律工作者给农民“法肓”的真情告白。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法律行为的直接支配因素，是法治舆论力量的基本来源。其法律意识的状况已成为农村法治进程的硬约束。
2．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知识就是法治力量。法治化过程中，在预先的良法规范下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影响对自己权利合法维护，又影响自己对法律的遵守。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不仅严重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增强，而且严重影响其行为。农民依赖于各类权威的维权活动模式与信任法律权威所要求的现代法律裁决方式迥然不同。农民很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对权利义务系统的理解中，义务是主词，少有权利的知识和观念，“权大于法”是农民心中的“图腾”，他们往往感到需要“关系”、“金钱”和“权力”，不需要法律，视法律为外物，崇尚“无讼有德”，无视或排斥法律权威。现实生活中，才会出现刑事案件也会有“和解”或用“族规”解决的情况，才会出现“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现象。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农村宗法势力有了生存空间，强化了农村法治的障碍。
3．农民法律能力的不强。农民法律能力是指农民运用法律知识，借助法律制度维护自己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如果说农民法律知识改变农民法律命运的话，那么农民法律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法律命运。“书本的死法”要变成“现实中的活法”，需要法治主体在现实中很好地运用法律。农民法律能力不强集中地表现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漠视法律、法律知识缺乏导致的无视法律和法律实践的缺乏导致害怕法律。
第二，经济发展的落后——农村法治的物质障碍。基础不守，地动山摇。农村法治的基础同样有如此的表现。历史已经证明，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换句话来说，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法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农村法治的基础就是农村经济，是农村市场经济，农村经济的状况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农村法治的演进。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经济还相当薄弱，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此状况下，人们过着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法律需求不高，对法律调节社会生活的要求不高、不迫切。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村法治进程处于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大多数农民对法律不了解，法制教育匮乏。法制教育的匮乏源于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源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目前，占全国90%以上的文肓和半文盲在农村，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大多数农村仍无法真正落实），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源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如此循环看来，农村法治就缺乏茁壮成长的土壤，缺乏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基础。农民对纠纷的解决途径往往普遍选择村干部调解或和解的方式。农民的低收入和贫困阻碍了农民选择成本较高的诉讼程序，使人们对诉讼望而却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告官”。农村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办案经费的缺乏，使“人情案”、“金钱案”、“创收案”较盛行，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权威的看法。长此下去，法律的权威、法治的建设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就只能“回归”到人治的老路上去。
第三，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的缺陷——农村法治的民主政治障碍。法治是以政治民主作为基础的，法治建设需要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参与。我国农村政治民主的标志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农村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治村提供了法律保障。农村基层由群众按照法律规定设立村委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层事务，已成为我国解决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一项基本政策，成为一项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是农村政治民主的具体体现。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农村政治民主程序从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取得了一定成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从农村法治要求的标准来看，这种好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尚有较大的缺陷，已成为农村法治进一步推进的障碍。主要表现在：（1）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过度侵蚀”。农村乡镇政府、党组织往往会无视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进行“权力干涉”，使村民自治的民主制度无法真正实现。（2）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不太明确，且无法依法保障。如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与乡镇基层政府等政权组织的关系不顺，导致以“党代民”、“以政代民”的问题十分严重。（3）村民委员会的议事、决策民主程度仍不高，对村干部没有硬约束，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成为村干部说了算，无法真正体现政治民主的本意。（4）村民自治在一些地区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成为“乱哄哄的民主”。民主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的经济条件还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需要。民主在贫困经济的“挟持下”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村民的民主意识被贫困的经济状况所左右，才会出现“贿选”、“家族控选”等不和谐的现象。（5）村民民主自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民主是有成本的，民主更要为社会主体带来利益。目前，我国村民的民主意识走向两个极端，也有村民自治带来的好处不明显的原因，有经济原因导致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途径和能力有限等多种原因。
第四，传统农村文化的不足——农村法治的思想障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根基，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理国家的好坏寄希望于“清官”、“圣君”、“贤达”。我国农村深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农村一直以来以宗法观念为中心，强化“人治”传统，视法律为统治工具，与法治所要求的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权力制约和公正、平等等法律理念相违背。长期以来，大量的制定法在农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规避，众多纠纷游离于法院之外，轻视法治、漠视权利观念盛行。民间文化、宗教信仰、传统宗法组织等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不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法治秩序的缺位——农村法治社会环境基础的障碍。法治社会是高层级社会，需要相应的社会秩序为基础，需要一种现代和谐社会秩序相呼应。法治化不仅意味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而且带来社会秩序的变化，这种社会变迁的顺利实现，伴随旧秩序的打破和新秩序的建立。但在我国农村，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依法而治，维护和发扬人类美德，追求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仍是人们奋斗的目标。法治秩序的缺位，使城乡之间由分割走向协调处于困难的境地。随着农民之间两极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增多，用法律来协调利益、和谐农村内部之间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和谐秩序显得尤其重要。
二、困境分析：我国农村法治困境的合理解读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一直以来中国农村依靠的是熟人社会的宗法以及村干部的权威等形式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一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说过“中国不缺少经济学，缺的是法律”，[1] （第11页）可见法律在中国的重要性。我国农村一般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差的地区，通常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先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然后才会有其他的诸如法律意识、社会结构等因素的考虑，因此我们在分析农村法治的困境时，首先从经济方面去解析。
第一，农村法治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困境解读。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相继制定了许多法律，为经济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制度支撑，然而这些制度一直都无法在农村很好的实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的收益小于成本。首先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成本与收益是经济学考虑的重点问题，在实行法治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因为人都是社会经济人，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总会对成本和收益进行一番盘算，如果守法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必然会选择其他途径解决问题。选择法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以及可能的司法腐败所带来的成本。[1] （第11页）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居住较为分散，村民的接触面也相对狭窄，通常发生的纠纷在群族邻里之间，彼此之间熟悉，而且可能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熟人之间一般不需要法律，或者需要很少的法律”[2] （第110页）因此村民之间诉诸法律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成本，而其承受的其他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间，村民往往选择眼前成本小的非讼方式。其次，从制度基础分析。法经济学认为法治应以市场经济、财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契约等为基础。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人们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的法律条件是建立完备的财产权制度、契约制度和保障公民自由、适当政府形式。[3] （第48页）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才有了一定相对的财产权，而我国的财产权制度仍旧是极不完善的，如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由于相应财产制度的缺失，往往导致许多地方农村土地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权力的滥用，影响了法律的权威。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农村经济自然缺乏市场经济生存的土壤，即使政府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我国农民所具有的非市场个体性限制了其成为“契约”的一方主体；以其他诸如血缘、宗亲等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关系，抑制了中国农村的法治化。通过以上简单的解析，我国农村实现法治化存在的生产力、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困境整体影响了农村法治的建设，使农村法治成为我国法治的桎梏。
第二，乡土自生秩序与现代法律秩序的冲突——社会困境的解读。哈耶克把秩序区分为三种：一是纯自然的自生秩序，二是理性设计的人造秩序，三是人之行为但非人之设计的社会自生秩序。[4] （第81页）我国乡土自生秩序受传统文化的积淀，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遇见纠纷问题通常寻求私力的救济或者家族的权威等形式成为农民自然而然的选择，而目前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法治建设，这就必然对原生社会秩序产生冲击。如果一种法律制度发生急剧的变化，随之必然会出现关于法律权威性的渊源的合法性问题，法律中大规模的革命性变化实际上是“不自然”的。[5] （第11-12页）这里有一个理性设计的人造秩序嵌入自然秩序中的问题。中国特色的法治进程更体现出人造秩序与自生秩序的互融问题，人造秩序向自生秩序合理转化问题。真正的法律其实是构成一个有序化的社会所遵循的规则，从根本上来说是那些由一系列习惯、惯例、礼仪等组成的规则体系，它们才是一个内部秩序生成所要遵循的，[4] （第92页）哈耶克的思想在我国农村现实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的发展对原生秩序进行改变，也即第三种秩序，人之行为但非人之设计的社会自生秩序，需要对乡土自生秩序进行协调引导，最终产生一种乡土内生的现代法律秩序。目前在我们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城乡交流的增加、国际间交往频繁、农村生产力急速发展、许多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均会加速他们接受法治思想，进而提速农村法治秩序的建立。
第三，法文化与法制度的双重不足——文化与制度困境的解读。法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潜于人内在的隐文化和嵌于社会外在的显文化。隐性法文化是指人们的法律思想、意识。其包括不同的层次内容，法律意识应是主要的表现层次。法治社会需要人们不仅要守法，而且应该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发展到运用法律主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尤其缺乏。显性文化则表现为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法律组织等。我国相继制定了一些治理农村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与深根于农村的潜规则往往会发生冲突，进而会影响其效力。与此同时，我国有关农村的法律又以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形式出现的较多，层级较低。这些法律制度不能一次性改变隐性文化层面的潜规则，需要经过多元、长期的竞争，反复、不断的搏弈，使这些法律制度获得正当性的认可，并被农村社会所遵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与潜在的隐性文化相吻合则会导致法律正当性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看，法治化还需要司法的独立、法律组织的健全、相应监督体系的制度完善，而我国农村法律服务所极为缺乏，法院也基本建立在县级及县级以上，其经费也十分缺乏，需要当地财政拨款支持运作，这些必然影响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使农村法治文化的生长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挟持，导致其从内、外两个层面上走入文化困境。
三、路径选择：我国农村法治困境的解决方略
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应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作好法制的实施工作，力求走出农村法治的困境，从而建立农村法治社会。
第一，农村法治主体的培育。农民是农村法治的重要主体，是农村法治实现基础的基础。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农民创造了村民自治、依法治村这种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管理形式，使中国农村逐步由“政治秩序”向“法治秩序”取向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努力改变其缺乏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主体意识和缺乏独立人格的自主能力等状况已成为农村法治面临的重大挑战。农村法治与农村其他建设一样，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中，我们应按法治的标准要求，在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不断培养其法治主体意识，增加其法治主体的知识，强化其法治主体的能力。
第二，农村法治的模式选择。模式的选择对实施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我们需明确中国农村法治的实施模式。诸多学者对中国法治模式做过多角度的探讨，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应选择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演进型的法治；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型，也有学者认为只能是社会推进型；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存的具有现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可谓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农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必须以整体性和差异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个问题，就目前而言政府推进肯定是必要的。因为我国农村社会受“人治”思想影响深远，对“政府权力”往往较为敬畏，通常这样的模式推进效果也较为明显。但仅靠政府推进是不够的，农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秩序和发展规律，我们需要培养法律在农村生存的现实基础，实现法治秩序与社会自身秩序的融合，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社会转型、城乡结合更为紧密的今天，我们不仅必须注意城乡法治的整体性问题，还必须注意农村内生法治力量的培育与壮大。因此，我国农村法治应走政府推进为基础，结合社会与民众内在推动演进的道路。
第三，农村法治基础的加强。建立法治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和社会和谐。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即使政府强力推行效果也是暂时的。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现代文化对农村法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和谐对法治社会建立亦是至关重要的。据调查，农村人员无视法律直至犯罪的原因许多是由于贫富悬殊，从而产生了“仇富”心理，并在此心理推动下走向法治社会的反面。另外从法律的价值来看还应包括宽容，法治社会要求社会道德维护，法治社会也是以发扬社会美德为目的。这四个基础是相互的，其中以经济基础为起点，以社会和谐为落脚点，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第四，农村法治维护机制的完善。[6] （第128-167页）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机制维护，法治社会更是如此。首先，约束政府权力、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其权力既便是由法律授权也需要由法律来限制，同时政府又为法律提供强力支持，政府必须为全民树立守法形象，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农村还有村干部问题，村干部某种程度代表着政府和法律的形象，必须提高村干部的法律意识。其次，坚持司法独立，完善司法制度。法治社会里只有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我国一般法院设在县上，几个乡镇合一个法院，经费又由当地财政拨款，这样就势必使其地方权力与法院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干扰司法独立判案，从而使农民寻求法律救济的成本加大。为保证司法独立、维护法律权威、提高司法效率，对农村基层司法组织的合理架构是必需考量的问题。一些如巡回法庭、临时法庭的措施可进一步完善实施。最后，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法律监督包括司法对其他机构的监督，也包括外部对司法监督，还需相应的社会监督。法律监督应制定或完善相应的监督制度，如完善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考核评议制度，尽快出台监督法以完善监督体系。
结束语：农村法治化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实现和谐法治社会要求我们从社会整体和城乡差异的实际探寻走出农村法治实施的困境途径，期望更多人士能关注并参与到中国农村法治进程中来。
[参 考 文 献]
[1] 此乃莫顿·米勒（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言, 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M]. 北京：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3.
[3] 张乃根. 法经济学——经济学视野里的法律现象[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 高全喜. 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 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M]. 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6] 于向阳等. 法治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On 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Rule of law in Chinese Countryside
LI Changjian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 Changjian (196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Doctoral candidate,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the base of rule of law,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dilemma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that determines the dual system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experiencing many difficulties at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o from the whole and diversity to search the strateg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yside, so that we can form the society of rule of law on the whole.
丽水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丽政令〔2002〕28号
《丽水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丽水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成年流动人口，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18周岁以上的育龄人员：
（一）具有本市户籍但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或者市区的；不具有本市户籍但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
（二）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30日以上的。
本办法所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是指成年流动人口中可能生育子女的已婚人员。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并提供必要的保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行政区域内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市、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劳动保障、卫生、民政、建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和本单位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推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第五条 市、县（市、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具体负责辖区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六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二章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七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管理，并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成年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予以登记；
（三）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建立联系，并通报有关人员的避孕节育及生育情况；
（四）组织有关单位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服务；
（五）对负有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或者配合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七）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八）国家、省和本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成年流动人口到达现居住地后的1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和婚育证明，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查验婚育证明。对持有完备的婚育证明的，出具婚育查验证明；婚育证明不完备或无婚育证明的，可出具临时婚育查验证明，并要求限期补办。市内户籍成年流动人口，限15日内补办；市外省内户籍成年流动人口，限30日内补办；省外户籍成年流动人口，限45日内补办。对已婚育龄妇女，在出具临时婚育查验证明前，应当进行孕、环情检查。
第九条 公安、工商、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审批成年流动人口的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件时，应当核查其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育查验证明，并将审批结果通报其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不得批准。
第十条 卫生部门负责督促医疗保健机构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纳入工作职责，列入业务综合考核。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协同有关部门制止流动人口早婚早育、非法同居、溺婴弃婴行为。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本辖区内用人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用人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责任书要求，做好本单位、村（居）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建立档案，定期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上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情况。
第十三条 与成年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或雇主应当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对成年流动人口进行登记，建立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三）督促成年流动人口按时交验婚育证明，组织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参加当地的孕、环情检查，协助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落实节育措施和计划外怀孕的补救措施。
与成年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或雇主，应当接受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禁止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
第十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与本辖区内房屋出租、出借户主和雇主应当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房屋出租、出借户主和雇主应当根据责任书要求，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
第十五条 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房主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出租、出借房屋时，要求租、借人出示婚育查验证明或者临时婚育查验证明；
（二）督促租、借人中的已婚育龄妇女按时参加当地孕、环情检查；
（三）对租、借人中的已婚育龄妇女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六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流动人口中的孕妇施行孕期检查或者分娩前，应当要求出示生育证明或者生殖健康服务证明。对没有生育证明或者生殖健康服务证明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或当地计划生育部门报告；对经查证属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协助有关管理部门落实补救措施。
对持有计划生育手术资格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在为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实施补救措施前,应当要求出示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补救措施证明，没有证明的，不能实施补救措施，并及时向当地计划生育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七条 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应当按规定参加现居住地计划生育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孕、环情检查，并将现居住地出具的孕、环情报告单及时寄回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因特殊原因没有按时参加现居住地孕、环情检查的，应当自行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检查，并将检查报告单寄回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查孕、查环机构应当及时向已被检查对象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检查情况。
禁止组织对未婚女青年进行孕、环情检查。
第三章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成年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对未办理婚育证明的，要及时督促补办；
（三）按照有关规定，为申请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办理生育证明材料；
（四）了解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
（五）按照有关规定，对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奖励；
（六）配合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七）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八）国家、省和本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成年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婚育证明。
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婚育证明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审核办理；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办理婚育证明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办理。
婚育证明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并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不得擅自印刷和违规购买。
禁止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
第二十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按规定需要落实节育措施的，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落实可靠避孕节育措施。
户籍地不得在异地设立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开展技术服务，不得强行要求已纳入现居住地管理的已婚育龄妇女返回原籍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二十一条 以单位名义组织外出务工、经商的，在离开住所地前，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可以要求组织单位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
组织外出务工、经商的单位应当确定专人负责所招用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必需的经费，安排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十三条 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由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在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后3个月内未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向其征收。
流动人口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在一地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理。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范围和标准，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节育手术经费及其他服务费用，由现居住地为主承担，户籍地和上级主管部门适当补助。外来人员属市内县（市、区）之间的，实行市统一结算的办法，具体结算办法另行制定；属省内市与市之间以及外省的，按照省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 考 核
第二十五条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对同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和用工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村（居）民委员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应当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第二十六条 在本市范围内跨县（市、区）、跨乡（镇）的本市户籍流动人口，出现计划外生育，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计划外生育同时计入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或孕环情检查证明出具地计划生育率考核，其出生仍在户籍所在地登记。
（一）在现居住地居住90日及以上的；
（二）经现居住地查孕、查环并出具孕、环检证明后，在6个月内出现计划外生育的。
第六章 奖 励
第二十七条 对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十八条 对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落实本市户籍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补救措施或者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节育手术的，按照放环每例50元、结扎每例100元、流产每例100元、引产每例300元给予奖励。奖励经费由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季兑现，市、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依据《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有关管理部门、有关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做好教育、劝阻和指导采取补救措施的工作。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经教育、劝阻仍不采取补救措施的，有关用人单位和雇主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有关发包单位、出租单位可以根据承包合同、租赁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三十条 依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依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其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拒不交验婚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依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拒绝为成年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者为其出具假证明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依据《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和雇主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依据《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依据《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房主拒不配合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计划生育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