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干规定》的通知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颁发《常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干规定》的通知
常政发〔2009〕193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公司、直属单位：
现将《常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干规定》颁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常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履行的法定安全生产职责和义务。
第四条 市、辖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内容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直接和具体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领导责任。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机构；
（三）依法建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确保资金投入满足安全生产需要；
（四）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依法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五）依法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取得相关上岗资格证书；
（六）制定并组织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定期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向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工会、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监督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三）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有效组织事故救援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改制、破产、收购、兼并、整合、重组等产权变动期间，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事项。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事项。
第九条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合同中约定的安全生产管理事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二）作业场所安全生产管理内容；
（三）安全生产管理奖惩、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理、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等安全生产管理事项涉及的有关资金安排；
（四）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
（五）其他应当规定的内容。
第三章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制定并适时修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当涵盖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和全体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会议制度；
（二）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
（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四）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五）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六）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七）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八）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九）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十）职业危害防治制度；
（十一）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各职能部门、车间、班组等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内容和考核奖惩等事项，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落实，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管理档案。
第四章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
第十三条 矿山、建筑施工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等危险性较大的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中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至少配备3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的，至少配备8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超过5000人的，至少配备15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
（二）参与制订安全生产投入年度预算报告和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三）协助制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查处事故隐患和违章行为，并督促有关业务部门及时整改，不能及时整改的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
（五）参与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审查，负责承包、承租单位相关资质、证照的审查；
（六）组织有关部门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
（七）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先进经验；
（八）督促劳动防护用品及时发放，并指导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
（九）协助调查和处理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提出报告，协助有关部门制订事故预防措施并监督执行；
（十）本单位赋予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支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并保证其开展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
第五章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建立考核档案，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及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四）安全设备、设施、工具以及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
（五）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
（六）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
（七）其他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
第十八条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矿山、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每年接受在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其他从业人员每年接受在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4学时。新招用的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上岗前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换岗、离岗6个月以上复工或者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使用新设备的从业人员，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均不得少于4学时。
第六章 安全生产物质保障和资金投入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设计单位在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时，应当同时编制安全设施的设计文件。生产经营单位在编报项目投资计划和财务计划时，应当将安全设施所需投资一并纳入计划，同时编报。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安全设施的施工图纸和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生产设备调试阶段，应当同时对安全设施进行调试和检测。根据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查。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分别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经依法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存在职业危害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作业场所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规定的条件。定期开展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和健康检查，建立健康监护档案，并如实将本单位职业危害因素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应当设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技术进步，按照规定对在役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检测、评估，逐步淘汰落后或安全保障能力低的工艺、设备，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重大危险源管理，定期检测、检验设施、设备，定期检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态。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现场动态监控，监控系统与全市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监控预警系统联网，接受统一监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一次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实施情况。
第二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危险性较大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或者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制度，及时、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并按规定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七章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
第二十九条 矿山、建筑施工、金属冶炼、船舶修造和拆解、电力、城市轨道交通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预防措施，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在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企业和人员安全的情况时，应当及时采取撤离人员、停止作业、加强监测等安全措施。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负责人应当迅速启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并按照相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三十二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第三十三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妥善处理事故的善后工作。
第八章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主体责任追究
第三十四条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予以关闭，并予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第三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或者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并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处罚；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关闭；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吊销其相关证照。
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第四十二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企业、建筑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可予以处罚：
（一）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未按规定签订救护协议的；
（二）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按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处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章 生产安全事故主体责任追究
第四十六条 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相关规定对事故发生单位和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二）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三）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四）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五）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六）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七）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第四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撤职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上诉契约论
刘 凯 李长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如何解决我国民事上诉中存在的问题，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都是从规制当事人及对法院系统工作机制的改革为角度来谈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设立上诉契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本文从上诉契约成立的理论基础、意义、具体制度的设计及完善等方面对上诉契约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上诉契约 理论 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民事上诉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上诉比率高且呈递增趋势，使许多案件一审流于形式，据中国年鉴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全国法院共审理一审民事经济案件4613188件，上诉的为24503件，占一审案件总数的5.3%。而这一比率1997年为5.8%，1998年达到5.9%。第二，滥诉现象比较普遍，而这些又往往夹杂着司法腐败。第三，两审终审判决被再审的比例居高不下，据中国年鉴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终审的裁判被再审的占二审案件总数的22.47%，1997年这一比例为24.4%,而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25.8%。同时，上诉后发回重审且重审后再上诉的现象也很多。另外，与上诉问题相对应的就是执行难问题，即，两审终审判决、裁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难以实现[1]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学界可谓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应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运行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建构，正确理顺二者的关系，确保一审事实审的中心地位，适当限定上诉条件，进一步理顺一审与上诉审的关系。[2]在二审程序中的司法审查范围上有学者认为，“当事人对不服一审判决、裁定的那些方面提起上诉，这完全是上诉人的权利，既然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后，当事人已经接受判决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再提起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就没有必要依职权再去进行审查”[3]而有学者却认为，“二审范围不应当受当事人上诉范围的绝对限制”[4]另外，还有人认为，应该改革我国的审级制度，建设有限的三审终审制[5]
但我们认为，以上学者的观点主要是从如何规制当事人以及对法院系统工作机制的改革为角度来谈的 。应该说这些办法对解决我国上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很多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着眼点都可能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仅仅将法院作为主体，通过对其自身制度的完善和将当事人作为客体而规制其行为是不够的。我们能否跳出现有的框架，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设立上诉契约制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呢？我们的思考正是从这个假设的成立开始并展开的。
二、上诉契约的理论基础
上诉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现在或未来出现的有关上诉事项施加某种影响，以引发法律效果为目的的合意。 其实在国内民事诉讼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到上诉契约。如陈桂明教授就指出“放弃型的诉讼契约具体有当事人不起诉契约，不上诉契约，撤回起诉契约，撤回上诉契约等等”[6]要寻找上诉契约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即。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公法私法性问题和上诉制度设立的目的性问题。
（ⅰ）在19世纪后叶，即诉讼法学脱离私法学的支配而开始确立其理论时期。诉讼契约（包括上诉契约）普遍不被学者所接受。当时，学者认为，诉讼法为公法，而诉讼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的公法关系，这种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不得由当事人间的契约随便加以变更，因此，对当事人在诉讼上和诉讼外所为有关诉讼程序和实体内容的合意行为。学者均以诉讼法的公法性为理由而加以排斥，即限制当事人之间可以合意约定的诉讼内容和范围。只有在民事诉讼法上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才被严格适用。大多数学者还从诉讼法上“禁止任意诉讼”原则出发，认为法律未予以规定的合意，应当视为法律之当然禁止。
以上见解现在已受到批判。兼子一博士等认为，虽然诉讼法为公法，且其法律关系多为公法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法律关系均具有强行性质。公法上存在一部分公益色彩感不重的“任意规定”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便于进行诉讼和保护其利益而设立的。即使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和诉讼经济。因此，不能一律以诉讼法的公法性为由将与公益无直接关系的上诉契约视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而加以排斥。[7]而现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占通说地位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三面说也更进一步指出，当事人彼此之间也形成了诉讼关系，并且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私法性质。所以当事人就上诉事项所进行的合意只要不损害社会公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公权力也就没有干涉的必要。
（ⅱ）一般认为民事上诉制度设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纠正不正确的裁判，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二是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8]我们认为，无论是民事上诉制度还是其他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都应当服务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解决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9]
当事人如果具体约定实施或不实施某个上诉行为，或者就争执的实体权利义务达成某种合意，而使继续诉讼成为不必要时，只要其内容符合民事诉讼的目的，有利于解决民事纠纷，即使这种约定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解释为法律当然禁止的必要[10]所以我们说上诉制度的设立,并不与民事上诉制度设立的最终目的相违背。
上诉制度的成立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其理论根据。
首先，上诉契约制度的设立是程序主体性原则及民事程序选择权的要求。程序主体性原则要求作为程序主体的当事人应当成为参与、发现及适用“法”的主体，应受适时审判请求权及公正程序请求权的保护，以使其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不致受程序制度运做、使用或未能予以使用而减损和消耗。该原则要求程序制度的构思、设计以及运作应当符合当事人的主体意愿，应当赋予程序主体在无害于公益范围内的程序选择权，使其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涉及诉争事项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程序进行诉讼。按照程序主体性原则及程序选择权原理，成为程序主体的当事人不仅应有实体法上的处分权，而且也享有程序法上的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如何取得程序利益。上诉契约制度正是遵循程序主体性原则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民事程序选择权的必然要求，它使这一程序原则和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落到了实处。
其次,上诉契约是当事人主义与辩论主义的要求。民事诉讼具有某些私法的性质，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民事纠纷本身有自主解决的权利，并对诉讼标的有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绝对真实，而是为了解决纠纷。从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出发，当事人主义已成为大数国家理性选择的诉讼模式。建立在辩论主义的基础上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要求：法院在诉讼中要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只对当事人请求的事项和在请求的范围内进行审判；法院作出的判决只根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得依职权调查证据。另外，随着近现代私法与公法相互交融渗透,公法对私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而私法自治在公法领域也有一定的渗透和体现。“民事诉讼法上的选择主义与处分权主义就是私法自治在公法领域内的直接延伸”。[11]由于当事人对其享有的民事权利有自由支配和处置的权利，即使当事者要求国家通过诉讼来解决他们的纠纷,国家也须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自律性。“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人拥有的自由”。[12]根据民事诉讼法处分主义与辩论主义两大原则，处分主义是在当事人直接处分实体权利方面尊重他们自由的表现，而在此延长线上，辩论主义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权利的自由。上诉契约正是实现民事诉讼法上的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和选择主义的重要途径。承认上诉契约符合“以契约原理为核心、以程序正义为基干的现代法的精[13]
三、建立上诉契约制度的意义
我们是从如何解决我国上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来谈上诉契约的。因此，上诉契约制度对上诉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一，有利于提高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民事二审判决的信服度和接纳度。
在现实生活中，法官的裁判要让当事人信服并完全接纳并非易事。第一，法官的裁判要做到绝对公正几乎不可能。“法律程序只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虽然在程序之外存在一个终极的正义标准，但要实现这一标准是不可能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案件事实的不可逆性和法官有界理性的矛盾”[14]现象学的方法也认为，案件事实被认为是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凭借法庭对法官、辩护律师、证人及原被告间的交互作用来确定的，并且，司法中的事实绝不可能是自然事实，而是经过法官精心构建、遴选的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确定那些事实和证据与案件有关，法院可采信那些证据都难以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都有可能有所添附、遗漏。因此法官要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第二，即使法官能够作出绝对正确的二审判决，处于厉害关系中的当事人也可能觉得判决不公正，而产生抵触情绪。
我们认为，确立上诉契约制度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因为，上诉契约是程序正义中的应有之义，而程序正义能使“当事人对判决的结果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而只接受。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法理由，而是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
其二 有利于提高民事上诉的效率，增强民事上诉机制的社会适应性。上诉契约制度的设立，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当事人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大幅度地降低了二审的诉讼成本，当事人的积极性亦因此而增加，不至于因诉讼的机会成本过高而放弃诉讼。相应的，法院也能将司法开支降到最低程度。因为法院就不必要任何案件都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做法律与事实方面的全面审理，同时，“执行难”也可望大幅度减轻。
四、上诉契约制度的设计
从我国民事上诉的现状出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构建我国的上诉契约制度
首先，应该明确上诉契约的范围，也即是那些事项可纳入到上诉契约的范围之中。笔者认为上诉契约可适应于以下情况。
（一）合意不上诉，即当事人在一审发生前或发生后，双方约定一审判决后，任何一方都不能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在法律所规定的上诉期满后，判决便自然生效。本来二审程序的设立目的在于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以避免一审法院的不当裁判造成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那么，当事人合意不上诉即是对自己救济权的一种处分行为，国家不应干预。
（二）合意上诉审理的范围。即当事人可以约定请求法院对全部或部分事实进行审理，或仅实行法律审。
（三）合意上诉中证据的采纳。即当事人可约定在二审中可提供新的证据或不提供，或提供证据的期限等等
（四）合意二审的审理方式。即当事人可约定二审实行开庭审或书面审，开庭审的还可约定公开或不公开审理。
（五）合意上诉的法院，即当事人可协议选择上诉的法院
其次，应确立上诉契约成立与生效的条件。契约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意，契约成立以契约各方意思表示一致为条件，即当事人对契约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时契约成立。由于上诉中的契约性质复杂，种类较多，法律对每中上诉契约所要求的主要条款也不尽相同，因而不少种类的上诉契约都有其成立的特殊要件。但我们认为，上诉契约成立的一般要件应包括：
第一，上诉契约的主体存在着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并且每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是独立的且不同的。
第二，当事人对契约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不同种类的上诉契约，其成立所要求的主要条款也不相同。但从诉讼制度的发展脉络看，诉讼契约成立的条件与民事合同一样，是逐渐放宽的。这是因为随着司法民主化的发展，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得到巩固，而当事人主体性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诉讼程序的控制能力的加强。当事人依意思自治原则达成上诉合意，从而达到影响诉讼进程的目的，正是这种控制能力增强的反应。
第三，当事人订立上诉契约应当具有影响上诉发展或产生某种法律效果的目的。诉讼行为以达到某种诉讼法或实体法上的为目的，没有这种目的的行为不是诉讼行为。上诉契约行为也须以这种目的的存在为上诉契约成立的要件。
上诉契约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上诉契约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由于上诉契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种类的上诉契约其生效的要件也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上诉契约生效的一般要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上诉契约的行为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即以自己的行为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的资格。不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的人或未经授权的代理人作出的上诉契约行为无效。②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首先，我们认为上诉契约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尽管法律没有明确授权，也不能认定该上诉契约无效。其次，契约的目的必须正当，不能规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再次，上诉契约不能损害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上诉契约不发生法律效力，如上诉契约欺诈，即当事人串通以获得判决的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则该契约无效。③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这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渗透和体现。[15]
五、对上诉契约中诉讼欺诈的预防
在构建上诉契约制度时，应警惕其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应预防上诉契约中存在的诉讼欺诈。
诉讼欺诈是指诉讼参加人恶意串通，虚构民事法律关系或通过符合程序的诉讼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利益，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违法行为。上诉契约制度的设立，使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民事纠纷的解决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建立在辩论主义及当事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上诉契约制度要求法院在诉讼中更进一步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及有关事项的处分权。这些都使当事人通过上诉契约来实施诉讼欺诈损害他人或国家利益的可能性更大。
如何防止当事人利用上诉契约来实施诉讼欺诈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适当强化法院的职权。虽然上诉契约制度的设立是以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民事诉讼是国家强制力介入到私人之间以解决其纠纷。同时，根据既判力原则，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对世的效力，并且对其以后的判决和其他法院的判决也会发生影响。因此，我们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对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行限制。尤其是对涉及公益性很强的上诉契约，法院应该依职权收集证据，彻底查清上诉契约的要件是否具备。辩论主义的适用前提在于诉讼当事人双方在利益上完全对立。诉讼欺诈发生的场合，通常缺乏这一前提，因此法院一旦怀疑诉讼当事人之间有通过上诉契约串通欺诈可能时，就应该加强职权调查。
第二，建立惩治诉讼欺诈者的完整体系。首先，要设立真实义务，以诚信原则禁止诉讼欺诈的发生。其次，建立诉讼行为上的欺诈、侵权行为上的欺诈、刑法上的诈骗犯罪三种不同层次的立体法律惩治体系，使任何一种诉讼欺诈都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对于意图获得诉讼上利益的诉讼欺诈，法院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撤销起上诉契约，使该案件按照一般的诉讼程序进行。如果构成了侵权法上的欺诈，除原依照该上诉契约所作出的判决要撤销外，还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诉讼欺诈的情节及其侵害的利益达到一定的程度，构成诈骗犯罪时，则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形式责任。由于诉讼欺诈侵犯了国家的审判权，因此，诉讼欺诈者除了应负担全部由诉讼欺诈而发生的诉讼费用，还应被处以一定的罚金。
另外，赋予受诈害人一定的救济权也是非常必要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