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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杭州市司法局　　倪　毅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简单地说，司法鉴定就是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中依法进行的鉴定。作为司法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1998年国务院明确赋予司法部指导全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这是我国法制建设是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改变现阶段我国司法鉴定现状，适应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今年我市市级机构改革中，也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增设了“司法鉴定管理处”，明确赋予了“指导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模式也在我市呈现出积极探索、稳妥推进的新局面。作为司法行政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本人就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完善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司法鉴定制度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鉴定活动是随诉讼活动产生的。国家的司法职能出现以后，由于诉讼活动的开展，便有通过鉴定提供证据和审查证据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如鉴定的申请权、鉴定决定权、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效力等均写入了法典，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反映出鉴定制度改革的时代特点及与司法制度发展的同步性、层次性。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秦汉以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逐渐兴起与扩大。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1996年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
50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活动都经过十分艰难、曲折的历程，法制基础薄弱，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无疑较显稚嫩。

二、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侦查、审判工作中得到较多运用。建国以来，我国每年鉴定案件由最初几万件上升到近几年来的近百万件，司法鉴定在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建设角度来说，这项工作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加强司法科技建设，把“科技强警”、“科技兴检”、“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作为业务发展战略，具备了与其他业务建设相应的规模。但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讲，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多种弊端，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较为滞后
1998年以来，在司法鉴定工作改革过程中司法部根据国务院职能配置，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面向社会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鉴定人的资质条件等准入标准；黑龙江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结合本地实践，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和规范了上述地区的司法鉴定工作。但从全局上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范司法鉴定的统一法律，只有各部门规定的调整特定范围的司法鉴定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鉴定的标准和效力层次无统一规范，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无统一规则，鉴定的受案范围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执业分类无统一规定；鉴定的管理无统一的主管部门，鉴定的法律责任无统一的确认体系等等。于是，国家各司法机关因司法工作具体操作急需，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购规章性文件：比如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鉴定暂行规定》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无法可依的困扰，对于本部门的司法鉴定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循其原因主要是：
1、这些规定的效力从本质上讲只适用本部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01]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本人与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律师的观点相同，即从文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其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的确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当然也如同刘洋飞律师所述：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从法理上讲由于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不具有普遍效力，同时诉讼活动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系统，一旦诉讼推进到新阶段，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则，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鉴定的情形，使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损害。
2、这些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3、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二)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为保证侦查、检察、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建立了与本部门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司法鉴定各项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种种不匹配和扭曲的现象，一方面规定鉴定人同司法人员一样应实行回避制度，要求鉴定人中立于双方当事人，以体现保持“中立鉴定人”的底蕴；另一方面又规定这些人员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如列入司法机关人员编制、享有公职人员身份等，使鉴定人处于不能中立的结构中，致使鉴定人的定位和实际处境相矛盾。一旦案件涉及司法机关自身的责任问题，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三) 司法鉴定的范围、对象无明确界定
　　司法鉴定的范围，一般是指司法鉴定开展的学科范围，其鉴定对象则是指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l19条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对鉴定的范围仅以“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一言概之，但对什么是“专门问题”法律上没有界定，也没有补充性法规作明确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何调整鉴定范围，致使实践中对该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无法律依据。
(四) 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较为混乱
当前，尤其是公、检、法等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有关鉴定受理的统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的鉴定受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混乱性和重复性，只要有送鉴的，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信，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管辖区域和是否有能力鉴定，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造成当前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也较为混乱，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无章可循。尽管各级公、检、法、司以及部分院校设立了鉴定机构，可是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却未见国家有明文规定，也使得司法鉴定工作的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五)缺乏科学的鉴定人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
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培训制度，是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近几年来，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与水平考核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完整体系，晋升标准仅仅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客观上形成了技术职称晋升就是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近代以来，接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奉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司法人员积极主动地提起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法制建设等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通过修改民诉法、刑诉法，初步地改革了审判制度，审判实务上也正在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上述诉讼理念的束缚，对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制度却未有大的突破，有碍于司法公正。因此，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必行之路。

三、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一)建立鉴定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其功能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司法机关确认证据。这就要求司法鉴定必须居于中立的地位，从公正的角度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因此，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看，司法鉴定主体不应当是执行诉讼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及其所属机构充任鉴定主体提供鉴定结论，并用作定案的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执行着审判职能，本居于诉讼的中立地位。对诉讼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诉讼证据的最终采信权也归属于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该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权和采信权，就会有损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实践中，许多循私枉法案的发生与审判机关的“自审自鉴”有一定关联。
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的分离，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这种分离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符合效率的价值准则。在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分离的基础上，应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设置，鉴定活动独立进行，司法鉴定管理权统一于某一职能部门，这样更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实践和我国现情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独立于诉讼之外，对司法鉴定的管理职能应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公、检、法各自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应逐步取消或移交地方并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二)设立四级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实行两级终鉴制度
在司法鉴定组织体系中，司法鉴定机构应分级设置。本人认为应建立四级专职制，即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司法鉴定机构。考虑到大量的一般性司法鉴定案件在基层诉讼案件中产生，从方便组织鉴定、提高办案效率、降低鉴定成本、加强属地管理等角度出发，县级、地市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存在符合我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司法鉴定的严肃性、专门性和高技术性，对于一些在本地区、本省、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重大疑难的鉴定案件可由省级、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四级鉴定机构在人员的职能结构、专业层次、鉴定范围以及鉴定结论的效力上必须有所区别。
在鉴级制度上，实行两级终鉴制，即每一审级可进行两级司法鉴定，对初鉴定如有疑议，可申请由上一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复鉴定，复鉴定为该审级的终局鉴定。这与我国的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相一致，也与司法职能的地域管辖相配套，兼顾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价值。
(三)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

浅析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问题

徐筠峰

2004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即村民委员会等村 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解释》的颁布，无疑是对《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从实际情况看，《解释》实施一年来，农村村干部利用其身份进行犯罪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一方面村民不断上访告状，另一方面村干部犯罪查处成案率在下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形，在实际办案中难以操作，造成受理难、立案难、执行难。
一、主体方面
主要是村支书是否构成贪污、挪用、贿赂犯罪案件主体。有两种说法：一是肯定说。村级党组织是党组织的一级机构，村支书是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政务是由村支书说了算，“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包含村党支部书记。因此，村支书应可成为贪污、挪用、贿赂案件的主体。二是否定说，理由是：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只有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区别在于：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区别在于：村支书根据党章选举产生，不能称之为“依照法律”产生的人员。因此，村支书不能成为贪污、挪用公款、贿赂犯罪的主体。只有其在与村委会有关人员构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时，才能成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的主体。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使得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案件时，有畏难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查处力度，所以，此问题亟待解决。
二、客体方面
从犯罪构成的要件来看，贪污、挪用公款罪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当前，村级组织的资金主要有两部分：1本村的自有资金，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2有关部门拨入的专项资金及社会捐助。从《解释》规定的七项来看，除了第四款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属于村级组织的自有资金外，其他的救灾、抢险、防汛等均为有关部门拨入资金及社会捐助。实际上，除了土地征用补偿费外，村级组织还有大量的自有资金，显然也应视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而《解释》容易使人理解为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中的财产，从而造成《刑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九十三条内容上互相矛盾。
三、管辖方面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哪一类案件属于哪个部门管辖规定得非常清楚，即使是转换管辖也有明确规定。如：《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国有金融机构委派人员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这样一目了然，便于操作。从法理上来说，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构成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就由检察机关管辖。而《解释》规定的却是有条件的管辖，即只有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其所列举的七项公务时犯罪为检察机关管辖，其他情形则为公安机关管辖。这样，造成群众举报难，政法机关执行难。
公务可分为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而村级的事务往往是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交织一起，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行为人有一部分行为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按贪污贿赂罪定罪处罚；另一部分行为则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按职务侵占罪及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定罪须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这样就使一部分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承担着大量的政府行政工作，这些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基层组织人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在一些地方几乎占到近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的一半。如果这些人员不按贪污贿赂犯罪查处，势必影响到农村的安定，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取消《解释》中的列举款项，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侵吞、挪用公共财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或受贿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