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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情事变更中担保人可诉权保护

在债务担保期间，债务人可能出现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抽逃资金，逃避债务等现象。债权人若不积极、不主动最大限度地行使其追偿权，将会给担保人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此时，担保人确实难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只能处于被动状态。就目前而言，《担保法》及最高院对该法的解释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担保人可诉权保护在法律上规定相当薄弱。笔者试就情事变更中担保人可诉权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以供理论界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情事变更中担保人可诉权保护不足的法律缺陷。
《担保法》对担保人而言，更多的是担保义务方面的规定，在享受权利方面，除了责任免除和破产案件中可以行使预先追偿权外，其余没作更多的规定。因此，从立法结构上看，担保人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着不足的一面。特别是在债务人出现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或者债务人有意出逃规避债务等行为时，担保人就没有起诉权。此时，债权人若怠慢行使诉权，担保人则无法主动寻求法律保护，可能会直接损害其合法权益。不难看出，在发生情变更时，《担保法》对担保人一时难以履行担保义务而代位行使诉权问题是没有作出规定的。实践中，担保人只能坐等待毙，只有履行了担保义务以后，才能获得追偿权。所以说，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打击了第三人提供担保的积极性，根本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笔者认为在发生情事变更时，担保人如何有效对被担保人和债权人进行监督和行使可诉权，从理论上是值得探讨的。因此，《担保法》对申请诉前保全、申请诉讼保全以及要求法院予以查封、冻结等方面的可诉权内容有必要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才能确实保护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二、情事变更中担保人可诉权保护的原则。
基于担保人可诉权保护在法律上存在着缺陷，为了能够充分保护担保人行使监督权和可诉权，可以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1、要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原则。因为担保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的，《担保法》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资金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因此，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放在首位，其次，考虑保证人合法权益，这是个根本前提。2、要考虑担保人权利义务平衡原则。从《担保法》的立法结构上看，对担保人义务方面规定则多于权利方面规定，很明显，在权利方面仅是对担保人部份免责权和特定时追偿权作出普通规定，在担保期间发生情事变更时，担保人如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使代位可诉权，《担保法》则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此外，实践中，担保人还享有收益权、监督权等等，法律也没有加以明确规定。因此，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担保人代位可诉权等权利，是符合《民法通则》的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精神，是有其一定的司法意义。3、要坚持使用公平合理原则。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是无法预见将来的情形，被担保人有意造成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是债权人过错的原因，应当适用公平合理原则，责令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可以促进担保人对被担保人和债权人进行充分监督，减轻担保人无过错情况下的民事责任。因此，引用公平合理原则，可以减少担保人损失，保护其合法权益。是符合《民法通则》立法原意的。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第2项显失公平的规定，支持担保人变更、解除合同或者维护其行使诉权的权利。4、最大限度保护担保人对被担保人和债权人行使监督权利原则。要从保护担保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让担保人对债权人和被担保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监督权，避免出现债权人和被担保人人为消极或恶意情形，最大限度减少担保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以鼓励无偿提供担保第三人的积极性。5、坚持使用担保人发生情事变更时责任免除原则。从法律上明确担保人免除责任情形，是很有必要的，对实践中也便于操作。笔者认为责任免除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担保合同中的事先约定。即在发生情事变更事由时，债权人不积极、不主动行使追偿权等原因，系债权人的过错，导致担保人所承担的担保责任难以挽回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可以部份或全部免除。另一种是从法律上规定一定事由，担保人可以免除部份或全部担保责任。也就是发生情事变更后，债权人消极或恶意造成担保人无可挽回的损失，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可以全部或部份免除。
三、情事变更中担保人行使可诉权的内涵。
担保人自愿签订担保合同后，随着债务人经营状况出现亏空，或者出现债务人抽逃资金、逃逸规避债务现象时，债权人明知不积极、不主动向债务人最大可能追回债务，此时，担保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应当予以受理。这样担保人可以通过诉讼渠道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以最大限度减小其损失。在担保人提起诉讼过程中，担保人享有申请保全权利，也就是对于因被担保人的行为或债权人的原因，可能造成判决难以执行或者担保人合法权益将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担保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或者申请诉讼保全，法院应当根据所提供担保情况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在诉讼过程中，担保人若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并责成其提供担保。在担保人行使可诉权过程中，担保人应处于原告诉讼权利地位，享有原告各项诉讼权利。只有赋予担保人这样诉讼权利，才能将担保人的合法权益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提高第三人提供担保的积极性。
四、情事变更中担保人行使可诉权时，法院对主体确定及其责任承担问题。
在情事变更中，担保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担保人应处于原告地位，享有原告诉讼权利，被担保人、债权人应列为共同被告，只要原告能够举证证实债务人出现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债务人有意出逃规避债务事实存在。或者出现上述情形，债权人不积极、不主动最大限度地行使其追偿权，甚至带有恶意的，可能造成担保人承担难以挽回的担保债务的责任。只要上述事实存在，法院就可以在判决被担保人偿还债权人债务同时，责成债权人承担相应的部份或者全部的担保责任，担保人则可以免予部份或全部担保责任。审判实践中，也可以将被担保人列为被告，债权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无法认定债权人有无违反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前提下，即债权人存在无过错的情况下，应判决被担保人支付债权人债务，并由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人民法院在审理情事变更中担保人起诉的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1、应注意把握好担保时效中断问题。在担保纠纷案件中，无论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责任担保，债权人在保证期限内向担保人主张债权，有这样情况，担保人口头或书面向债权人承诺，同意在一定时间内承担担保债务，但在许诺期内，超过六个月担保期限后，担保人向法院起诉。对于这种情况，应推定为发生保证时效中断或者视为重新提供担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许诺期限内，担保人将发生情事变更的情况告知债权人，债权人有过借的，也应视情况不同，责成债权人和担保人分别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2、应注意保护担保人最大限度行使监督权问题。从担保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起时，担保人就享有对被担保人和债权人进行监督的权利，直至其担保责任免除。为了充分保护担保人行使该项权利，在审判过程中，应注意两个方面问题，第一，要保护对债权人进行充分监督，债权人若不积极不主动，或在签订担保合同后恶意患通，致使担保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第二，要保护对债务人进行充分监督，直至最大限度地兑现担保人所担保的债务。只有按上述进行操作，笔者认为才符合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出发愿意。
3、应注意担保人可以行使代位权问题。
担保人在保证期间，或在主债权履行期间届满后，若债权人明知债务人经营状况的险恶或者债务人有意逃避债务的迹象，且保证人还向债权人提供了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的真实情况，而由于债权人的放弃或者怠于行使权利，将造成保证人日后难以实现其担保的债权时，担保人即可替代债权人对被担保人在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内行使诉权。但应注意，担保人行使代位权，目的是为了化解自己所担保债权难以实现的风险，从而保护债权人和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书目：
1、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释义》（孙礼海主编）。
2、《福建审判》1995年第4期《情事变更原则新探》（作者吴幼珍）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 陈蓉 罗朝栋）


论死刑的废止

王立军 赵静


自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从理论上挑起死刑存废之争而来已有240多年的历史，死刑存置论者与死刑废止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抑或同一角度得出死刑应当留存或废止的结论，而且两论均有权威刑法学者的支持；在这240多年间，有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废除但却实际上停止了死刑的执行，而有的国家却也仍然固守着保留死刑的阵地。到底如何看待乃至对待这种争论？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

一、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

死刑，作为刑罚制度的一种，探讨其存在或废止的根基，不得不从刑罚的本质考察之。

近世，关于刑罚本质的学说伴随着刑法中的新旧两派的争论而不断发展，主观主义刑法学者一般赞同刑罚目的主义思想，客观主义刑法学者往往会有赞同刑罚的报应主义观念(当然亦有主观主义刑法学者采报应刑说，或客观主义刑法学者采目的刑说)。古典派刑法学者康德、黑格尔、宾丁格等均是报应刑论者；在古代的刑法中业已存在目的刑的思想，但系统提出或完全否定刑罚的本质在于报应的学者当自近代学派始。意大利刑法学者龙勃罗梭、菲利均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刑罚的本质应当是预防犯罪的观念（实质上以上学者毋宁认为是犯罪学家而非刑法学家，因为他们是从如何预防犯罪的角度讨论刑法学，当然作为犯罪的后果的刑罚也必然会从预防犯罪成功与否的角度探讨）；真正将目的刑思想理论化的是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他把刑罚的本质理解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认为刑罚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报应，而在于通过刑罚预防犯罪本人或其之外的人犯罪。在日本，目的刑思想得到了牧野英一、木村龟二等世界级刑法学家的支持，在目的刑论者与报应刑论者的互相批判与妥协下，形成了今日兼顾二者的折衷主义刑罚论。

我认为，单纯的把刑罚理解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是混淆了刑罚与一般预防犯罪手段的差别；脱离报应的刑罚有使对犯罪者刑罚量定主观化的危险，将会动摇近世罪刑法定主义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基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的自由，不定期刑以及其他由目的刑论衍生出来的刑罚执行方式有把刑法引致中世纪擅断刑之嫌，尽管刑法学大师牧野英一说到“现在的时代距法国大革命已经百年有余，中世纪残酷的擅断主义只是作为历史沿革的遗迹还残留在社会的记忆中而已。”，[①]但二战时期的纳粹刑法不得不使人怀疑目的刑论的人权保障价值。无论人类怎样地发展与进化，只要不根除作为人性的自私，就不能否定会有犯罪的发生；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刑罚从人性的角度讲，便摆脱不了报应的因素。“报应是人与生俱来的感情，在人类的生活的漫长历史中根深蒂固，没有人没体验过报应。刑法有宽大的，有残酷的，但是，不具有对恶性的恶报这一要素的刑罚是不存在的。报应即使不是刑罚的唯一要素，也是把犯罪和刑罚联结起来的唯一普遍的要素，是刑罚的本质。”[②] 如果说泷川教授是从正面肯定报应的角度论述，那么大冢仁教授则是从侧面否定单纯的目的刑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的。他说 “不能否定刑法中的报应，因为犯了罪才被科以刑罚这种基本的罪刑关系，在刑罚制度的历史沿革中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今日它也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法律确信。不顾过去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侵害事实，只是为了犯人将来的改善而科以刑罚，这与我们的法律感情不相容。”[③]另外，庄子邦雄博士也明确的主张报应论，“刑法的本质是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人的客观本性”。[④]小暮得雄博士则说：“不论从刑罚观之争为发端的学派论争的结果如何，常有无情或曰残酷的刑罚，毕竟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无论给刑罚冠以怎样的美名，其实体仍然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制裁、利益的剥夺及痛苦。”[⑤] 当然，如后所述，刑法学发展至今，完全否认目的刑论思想是不现实的，也应当承认刑罚在近代国家中的目的价值。

作为一种刑罚制度的死刑，其本质更是难逃报应主义的窠臼。如后所述，从目的刑的角度看，死刑的预防作用不论是从效果上还是从其代价和人道性上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么死刑在当前其存在的基础总体而言我认为有二：其一，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其二，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统治阶级利用死刑可以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的一个犯罪者，如同从战争中消灭敌人一样——面对敌人，让其从世界上消灭，再有效和简单不过了。但近世的刑罚，若不符合谦抑与人道的品格，纵然其效果再明显不过，也不能运用；而且由于第一点更似一个政治而非法律问题，所以在此不予论及。

我认为，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一种刑罚制度，都不能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曰国民的法律感情。尽管国民的法律确信在法学者看来是何等的荒谬抑或野蛮，若全然不顾之，刑罚即便存在，其施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了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这一点不论是死刑保留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应当说一般都是承认的。如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博士认为，刑罚的作用有二：一是实际效果，二是感情效果。感情效果主要指：（1）犯罪被害者及矛盾的复仇心；（2）社会公愤；（3）一般性报应。可以说这三者都属于国民的法律情感的范畴。[⑥]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离开国民的规范意识和道德观念，刑罚就不能发挥职能，刑罚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该目的必须是国民认可的目的；违反国民正义感的刑罚制度会导致社会不安定。”[⑦]另一位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刑罚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该社会中的一般人的报应感情，保证国民对法秩序的信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样说来，作为国民的一般法律信仰，对于一定的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科以死刑的见解与支配的地位无视这种现实是极为不当的。”[⑧]我国部分学者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如台湾地区的韩思谟认为：“各国之有死刑由来已久，每与正义观念的联系不可分，一般人咸认犯死刑犯罪者应处死刑，如属公允，未有以之为苛者，现代刑罚虽不以报应为基础，但群众心理如斯，未足语以高尚的法律思想，故为维护一般民众对法律确信，死刑仍有保留的必要。”[⑨]死刑有无保留的必要容后再论，但必须考虑群众心理的说法是值得赞同的。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国家死刑是否废除的议论，绝对不能脱离该国国情，特别不能脱离该国的严重犯罪的发案率和国民对于死刑的感情和观念；”[⑩]“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废除了死刑……这都不能说单纯的依据抽象的刑罚理论来对待，而是需要以各国的国情、民情来作分析，还有一条，要根据国民和民族的确信，尤其需要改变传统刑罚的观念的确信。”[11]以上观点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说明了刑罚，包括死刑在内都不能脱离国民的法律感情抽象的谈论，而死刑的存在正是满足国民的这种报应感情实可赞同。

二、死刑废止论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死刑存在的现实基础从报应刑的角度讲正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考虑死刑的存废，不能不顾及国民的法律确信或法律感情。

但是近世的刑罚不能不论及它的目的，尽管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刑罚永远都不能脱离其报应的一面——只要它还是刑罚。

自19世纪年青的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将目的刑学说理论化以来，一般的目的刑论者者都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就是旧派的刑法学者也有承认刑罚是有目的的，只是主要强调一般预防而已，如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即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刑。……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2]）日本刑法学者牧野英一虽然认为一般预防容易与报应主义结合从而导致刑罚威吓论的再生，所以主张向特殊预防的进化，但其仍未脱离李斯特的理论框架；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也作了同样的思考：“我国刑罚的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它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13]

“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的适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远或在一定期间内丧失再犯能力。”，[14]“一般预防，是相对于个别预防而言的，指通过对犯罪适用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指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15]刑罚的目的，由此无非是预防本人或其他人犯罪，然而作为一项刑罚制度的死刑究竟能否起到这样的作用？

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否定死刑的威慑力，因为如果认为死刑没有威慑力，那么就说明所有的刑罚都没有威慑力，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只能说死刑有没有特有的威慑力。就这种特有的威慑而言，贾宇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讲，死刑不可能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以实践上讲，死刑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16]就一般预防而言，世界上针对死刑问题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一直未能证明死刑相对于其他刑种有特殊的威慑力，最新一次的调查，即联合国在1988——1996年所作的调查表明“研究不能提供死刑对无期徒刑更有威慑力。不存在积极的证据证明死刑有威慑力。”[17] 我们无法根据统计的资料精确的证明死刑对所有的犯罪都没有威慑力，但迷信死刑的威慑力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某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普通刑事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至少说明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如果把人看作社会的目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设置一个公共的杀人犯——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杀人表演威慑其他人使之不敢犯罪；就特殊预防而言，“据说死刑可以使一个刺客永远失去再犯能力，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消灭使社会恐惧的精神病人和疯子……死亡！死亡！它既不需要创造性的沉思，也不需要对激情的反抗。”[18]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太昂贵，也不符合刑罚的人道性品格。

所以，从刑罚的目的而言，死刑是应当废除的，至少其存在的合理是值得怀疑的，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也必须废除。

基于刑罚本质的报应方面而言，死刑也是必然要废除的。

首先，就是报应的主张也是越来越宽缓的。近代刑法的报应论学说经历了等量报应、等价报应、法律报应的发展。康德主张等量报应，他说：“谋杀的人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代替物能够用它们的增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没有类似的东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间进行比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19]黑格尔则否定了绝对的等量报复，主张等价的报应，他说：“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和量的一定范围。从而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具有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在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20]在这里，黑格尔较康德显然得理性化、人道性的多，而后来宾丁格又从法律角度进一步理性化的论述了法律报应主义的思想。

报应刑思想的发展至少可以说明即便是理性的法学者其报应观念也向宽缓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符合人道性的要求，由其是宾丁格的法律报应主义更是符合保障国民自由的要求，报应刑思想宽缓化将会给死刑的废止从报应的角度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尽管承认死刑的存在是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符合其法的确信，也不能不说其是感性的、不人道的；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的报应感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从以下几方面可得以说明：

1．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至2000年10月世界上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76个，仅对普通罪犯废除死刑的国家共10个，可被认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共37个，加起来共有123个国家和地区。[21]在杀人强奸这样的所谓自然犯罪，人们的观念从报应的角度上讲历来是“死不足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可以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就能满足国民的报应感情，这足以说明国民的报应观念是向着宽缓化方向发展的。

2．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古代社会，不论妇女、儿童或老人，只要犯了罪应处死罪，一般均判处死刑，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均规定了怀孕的妇女和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规定：一、死刑作为极刑只能对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适用。二、对妇女，以及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法院作出判决时已满65岁的男子，不得判处死刑。其他国家的刑法大多作了类似的规定，我们可以从这些规定中看出人们的报应观念是向着人道化的方向发展的。

3．死刑执行方式的变化。不论是在中国刑法史还是外国刑法史上，死刑的执行方式都异常残酷，主要方式有击死、斩首、焚葬、肢肢碎割、十字架磔死、溺死、撕裂、剥皮、……[22]，在中国古代有车裂、五马分尸、凌迟，人们无不尽死刑执行方式之能势以满足其对犯罪人的报应感，排解对犯罪者的愤恨；可是当代的刑执行制度已拒绝残忍的不人道的刑罚执行方式，只有“注射、毒气、电刑、石击、斩首、枪决、绞”7种方式，为什么将其凌迟、五马分尸都难解其恨的罪犯现在简单的使之无痛苦的快速的死去便能消解人们的愤恨，满足人们的报应感情？由死刑执行方式的人道性方向可以看出，即便是国民的报应感情、法律确信也是发展变化的，越来越人道性、宽缓化的。

“当我们已经感觉到如能用别的方法来处置那些罪犯，则我们似乎可以减少些野蛮性，而同时社会将获得同样的保障。”当我们的国民报应感情、法律确信有一天认为即便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的死刑也是不人道的、难以接受的时候，死刑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而我们可以看出国民的报应感情的确是在向着一方向发展，所以死刑的废止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