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4月30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15日公布 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租赁合同
第三章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转 租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房屋租赁的行为，维护房屋租赁市场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工矿区的房屋租赁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拥有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房屋，包括住宅、工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仓库及其他用房可以依法出租。
第四条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第五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屋租赁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出租：
（一）未取得产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
（二）产权有争议或者产权受到限制的；
（三）不可分割的共有房屋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
（四）属违章建筑的；
（五）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六）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

第二章 租赁合同
第七条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地址；
（二）房屋的位置、面积、装修及设施；
（三）房屋用途；
（四）租赁期限；
（五）租金数额及交付方式；
（六）房屋维修责任；
（七）转租的约定；
（八）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条件；
（九）违约责任；
（十）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合同：
（一）符合合同约定可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条件的；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租赁合同全部不能履行的；
（三）当事人协商一致的。
因为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合同使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以外，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九条 住宅承租人在租赁期内死亡的，租赁房屋的同住同户籍的人可以继续承租。
出租人在租赁期内死亡的，其合法继承人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
第十条 租赁期限届满，租赁合同终止。
原租期在一年以上，承租人需要继续承租的，应当在合同终止三个月前提出，并经出租人同意，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第十一条 签订、变更、终止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向县以上房地产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进行登记。登记资料可以供查阅。

第三章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租或者承租房屋。
受委托人应当持有授权委托书。境外当事人的委托书应当按照规定经过公证或者认证。
第十三条 房屋租金由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约定。
第十四条 出租人依照租赁合同约定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交付租金；违约的，应当支付违约金。
第十五条 出租人可以按照租赁合同收取不超过三个月租金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的返还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第十六条 出租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提供房屋；违约的，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由此造成承租人损失的，出租人应当就不足部分进行补偿。
第十七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负责检查、维修房屋及其设施。
出租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维修房屋，致使房屋发生破坏性事故，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租人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损坏的，应当负责修缮并且支付由此产生的费用。
第十八条 租赁期间，出租人或者承租人改建、扩建或者改变房屋用途或者结构的，必须经对方同意。按照规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报请批准。
第十九条 租赁期限届满而又没有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收回房屋。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而逾期不迁出造成出租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出租人可以请求房地产管理部门向承租人发出限期迁出通知书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人民法院判决退出所承租住宅的承租人，确无其它住宅的，其所在单位应当把其列为无房户予以安排；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可向市、县人民政府申请列为住房困难户，统筹解决。
第二十条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出租人有权要求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并且可以解除租赁合同：
（一）利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者约定用途的；
（三）擅自将房屋转租或者转借给第三人的；
（四）拖欠租金达六个月以上的。
第二十一条 下列人员在同等条件下，按照如下顺序对出租的房屋有优先承租权：
（一）房屋共有人；
（二）原承租人。
第二十二条 租赁期间，出租人转让已经出租的房屋，应当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承租人。
房地产权转移，受让人应当承担原出租人的义务并且享有出租人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房屋出租人应当依法纳税。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发生争议，可以协商或者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租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房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在租赁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第四章 转 租
第二十五条 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可以将租赁房屋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转租给第三人。
第二十六条 转租人与受转租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订立租赁合同，并且进行登记。
第二十七条 转租的租赁合同的租期，不得超过原租赁合同的租期。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转租的租赁合同生效后，转租人享有并且承担第三章规定的出租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受转租人享有并且承担第三章规定的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转租人与受转租人对原出租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转租期间，原租赁合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的，因转租而签订的租赁合同随之相应变更、解除或者终止。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工矿区以外的房屋租赁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租住本单位住房的，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依法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1994年5月15日
　　一是“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缺乏标准。2010年以前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合同诈骗案件中，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元至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但目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未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一般参照诈骗罪的认定标准执行。2010年4月8日起，黑龙江省确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显然合同诈骗罪比诈骗罪的追诉起点要高四倍以上，但在结果加重时却适用同样的标准，明显违背了立法的原意，加重了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的处罚。
　　二是“非法占有目的 ”难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在实践中，合同诈骗中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主观犯意的真实证据往往难以取得，而行为人是否具有此主观罪过，却是认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客观行为又总是和民事行为掺杂在一起，行为方式又往往被行骗者掺进虚假的东西，甚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认定行骗者客观行为的真伪往往又要借助主观方面。
　　三是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交织不清。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这类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与合同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实践中，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界限不清，在确保执法质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只能保守办案，影响了打击合同诈骗的准确性与积极性。
　　四是赃款追缴难以到位。合同诈骗往往涉及大量的金额，嫌疑人通常是骗取钱财后大肆挥霍，给受害人造成大量的损失，对于赃款的追缴，受害人一般都有迫切的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时也会着力追缴但收效甚微。而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坐牢去了，受害人被骗的钱财则无法追回。且此类案件，依法又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等刑事部分判决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此时，嫌疑人已经坐牢去了，受害人往往拿到的是一纸空文，难以体现执法的三个效果统一。
　　解决的对策：
　　一是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打击追诉标准。“两高”应当针对合同诈骗犯罪中的“数额巨大”、“特别巨大”做出司法解释，以便于实际操作运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市场经济交易习惯，一般只有在大额交易中才会使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因此，合同诈骗犯罪涉案金额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追诉标准也应当结合实际，其“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高于普通诈骗犯罪的标准，以防止打击面过宽。
　　二是“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认定。任何犯罪都是主客观一致的结果，但鉴于“非法占有”这种全凭犯罪嫌疑人供述认定的主观要件，如果一味强调供述认定，在没有此类证据的情况下，会放纵部分犯罪，但如果将其作为客观要件认定，又会造成客观归罪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刑法在将“非法占有”作为主观要件的同时，可以列举式方法，明确诸如“取得货款、预付款后潜逃或不用于履行合同而大肆挥霍的”推定其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样即可防止客观归罪又可防止放纵犯罪。
　　三是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远未发育成熟，新旧体制仍处于转换的过程中，在宏观调控及微观管理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如果在市场准入制度、主体认证制度方面完善加以完善，就能使得人们在签订合同时方便快捷地了解对方的资信能力、经营状况等，也就地法给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
　　四是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制度。刑法财产刑中的罚金、没收财产刑，是对诈骗犯罪最直接的经济制裁手段，司法实践中，应当在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同时，加大从犯罪经济成本角度考虑对行骗者予以经济制裁。进一步完善财产刑的执行制度，促使罚金和没收财产能够执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