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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安顺市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安府发〔2010〕15号


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级国家机关各工作部门，省驻安单位：

《安顺市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Ｏ一Ｏ年九月十六日




安顺市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工作，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改善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人）认为本市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或者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被投诉人）有违反《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行为的，可以依照本办法进行投诉。

第三条 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实行首问责任、限时办结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等制度，坚持教育与惩处、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由本市行政监察机关（监察机构）按照管辖范围组织实施。

市、县（区）监察机关（监察机构）设立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和电子举报邮箱，负责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工作。

第二章 职责分工与权限

第五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按照下列分工办理行政效能投诉案件：
（一） 市级监察机关负责处理对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其领导人员、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及其领导人员和其他重要、复杂问题的效能投诉；
（二） 县（区）监察机关（监察室）负责处理乡（镇）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及其科级以下（含科级）工作人员的效能投诉；
（三）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监察机构按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处理对本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和本系统垂直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效能投诉。

第六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在办理行政效能投诉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 要求被投诉人提供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材料，就所投诉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二） 要求与被投诉人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协助、配合调查；
（三） 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纠正违反“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的行为；
（四） 责令被投诉人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人民政府的指示、决定、命令的行为，并可以直接给予其通报批评；
（五） 要求被投诉人对其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三章 投 诉

第七条 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在实施行政审批、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中，有违反《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九种影响行政效能行为之一的，可以按照管辖规定向监察机关（监察机构）投诉。

第八条 投诉人进行投诉，可以采取当面、信函（书面或者电子邮件）、拨打投诉电话等方式；同时，应注明联系回复方式。

第九条 投诉人进行投诉，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影响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投诉，或者打击报复投诉人。

第十一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对违反《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规定行为进行的投诉应当受理，由承办人进行登记，并填写《行政效能投诉登记表》。

第十二条 投诉人未按照管辖规定投诉的，接到投诉的监察机关（监察机构）首先受理，并在2个工作日内转交给有管辖权的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办理。

第十三条 对不属于本办法受理范围的投诉，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可以告知投诉人向相关部门投诉，或者建议由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对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投诉不予受理，并向投诉人说明理由。

第四章 处 理

第十四条 承担行政效能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做好行政效能投诉的受理、登记、转办、督办、反馈、回复和归档立卷等工作。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对受理和交办的投诉案件，应当自受理、交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需要延长时间的，经监察机关（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并向投诉人说明理由。

投诉案件办结后，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应当将办理的结果及时告知投诉人。对典型案件的处理，经监察机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进行公开曝光。

第十六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办理投诉案件，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调查取证。

第十七条 承办人对行政效能投诉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当撰写调查报告，填写《行政效能投诉处理表》，报主管领导审批。

第十八条 监察机关（监察机构）对办理的投诉案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按《安顺市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七种行政效能问责方式进行处理。
（二）违反党纪政纪、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予以立案查处。
（三）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县（区）监察机关（监察室）和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监察机构办理的投诉案件处理不当的，市级监察机关有权责成其重新调查处理；必要时可以直接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对投诉事项推诿不办，查处不力，致使投诉人重复投诉，造成不良影响的，市级监察机关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承办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或者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行政效能投诉处理结果，应当作为本市行政机关年终目标责任考核、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及奖惩、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安顺市监察局、安顺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则乘客须知引发的思考


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当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两物者，一为香肠，一为法律。
——俾斯麦

那天，为赶去南京的火车，和友人在街上随便拦了辆出租车。不想大清早上海的道路就开始拥挤起来，车开得有些艰难。我不经意地看到贴在司机防护隔离板上的乘客须知（或许是出于一种法律人的敏感？）。读来，觉得这其中的一些条文还是值得做些思考的。
尤其是以下几条，原文肯定记不全了，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司机（1）不得在车厢内抽烟，（2）不得向车窗外吐痰，（3）必须按乘客要求调节空调，（4）要按乘客要求播放音乐或广播，（5）在乘客上下车时必须使用“您好”、“再见”等礼貌用语……否则乘客可以拒付车费。
而当天的情况是，司机在我们上车时没说“您好”直接是问“到哪”；气温还是有蛮低的，司机没开空调，倒开着车窗；他竟然放F4的歌；吃红灯的时候明明还朝外面吐了一口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此拒付车费呢？由于得赶火车，我们没多想还是乖乖地付了车费。但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拒付的要求，司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是否可以不付车费？或者，我们是否可能不付车费？再进一步，这个规则是否保护了我的利益？或者，这个规则是否是有效率的呢？
很显然，按照那个乘客须知，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都深知，实际和理想往往是有很大出入的。字面上的规则和人们生活中的做法也是千差万别的（或许正因为这些差距推动着法律不断进步！）。为了解答以上的这些疑问，我想分两个维度来谈。
法律（在本文的语境下法律和规则可以替换使用）的生命在于实行，纸上的法律是死的。法律的实行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行为前和行为中的实行。这时，法律的价值体现在行为人对这些规则的遵守。另一种实行是行为后的。法律此时的价值体现在对违反规则之人的惩罚。这就牵涉到一个证明的过程。只有证明行为人确实违反了规定，才允许对他施以法律上的责任。而这一点正是那个乘客须知很难做到的。设想我们对那个司机基于上述事实提出不付车费。他一定会反问我们“你说我朝外吐痰，没用礼貌用语……你有证据伐？”，若碰上一个脾气不好的还会加上一句“少跟我来这一套，拿钱来！”。是啊，我凭什么说他违反这违反那的呀？至于礼貌用语和音乐根本就没留下什么物理痕记，唯独那口痰还有些价值。要是我们再原路返回找到那口痰做个DNA鉴定什么的，或许还能证明司机确实违反了规则。但且不说这样的成本会很高，即使真的这样做，是否能找到那口痰也并非肯定。所以，结论是我们无法证明司机违反规则。规则在此是无效的。
难道司机就真的可以不受规则约束了吗？朋友告诉我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出租车公司反映啊。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首先，不管向消费者协会还是出租车公司反映都会面临举证上的尴尬。其次，出租车公司此时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裁决者，一旦查实司机确有上述违规行为，其声誉一定会受到影响。我相信每一个理性的经营者都会胳膊朝里拐。肯定有人问，自己定的规则都不遵守，那还去定它干嘛？其实这正是商人的经营策略啊！他们把规则当广告使呢（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猜测）！
综上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规则的内在缺陷，很难在事后切实维护乘客的利益。那么规则在事前能否对司机的行为构成一定约束呢？如果命题成立，这个规则还是有效率的，因为仍然保障了乘客的利益。我们在此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假设有司机A和乘客B 。A按照规则行为需花费一定成本，因为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如果开空调还意味着更多的汽油钱，总的记作成本X。而A收到的车费Y可看作他的收益。A遵守规则其净收益为Y-X，反之为Y。按照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般规律，A一定会选择不遵守规则，这是他的最优选择。B的行为是在A行为的基础上发生的。既然A无论如何都会不遵守规则，B只能选择付钱。因为，一旦B选择拒绝就意味着辩论、举报等时间和精力上的额外支出。因此，付钱并保持沉默是B的最优选择。以上分析也确实和我们在现实中的行为相吻合。
当然上述分析抽象掉了一些因素，比如说荣誉感。司机完全有可能出于企业形象的考虑选择遵守规则。但仅就一般而言，原本是维护乘客权利的规则，却促成了司机对其的违反，非但起不到保护乘客的作用，还间接让乘客的维权意识变得越来越淡薄。北大的张维迎教授有篇很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人非圣贤，每个人的心底或多或少都有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而法律（规则）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而不是个人最优！——该注为作者所加）的行为（引自上文）。联想到前两天电视上报道的上班族为少走100米将陆家嘴一片绿地踩出一条小道，还有一期学生公寓前虽然严禁学生停自行车但总有人停。其实那些踩绿地的上班族、停车的学生、包括那个不收规矩的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本无可厚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出在立法者身上。如果他们能一开始就在绿地里设计条小径，能在公寓下规划个车篷让学生有序停车，结果一定会比现在好。他们只注意到了法律的目的但忽略了为达到这种目的应有的激励机制。这种法律是死的法律，是毫无效率的，仅仅能造成表面上的法制繁荣，这是一种虚伪！还不如没有这样的法律。近年来我国掀起又一轮的法治高潮，新法层出不穷（这已经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有论者称法治的核心不在于立法的多少，而是法律的实施既司法）。这些法律法规中有不少是难以实行的，比如《破产法》、《国家赔偿法》（参见贺卫方《口惠而实不至的〈国家赔偿法〉》）；有令人费解的，如《公司法》第12条（参见方流芳《无人领会的语言：〈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诊断》）；甚至是荒唐的，像《法官法》第28条（参见贺卫方《法官与违法犯罪做斗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法治不是颁两部新法就万事大吉了，在实施这些法律之前我们还得常常的思考，这些法律合不合理，有没有效率？
总之，先有法再有法治，至于这法还请立法者们多用心。



沈诚
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