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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能力——“学”、“识”各半

作者：赵宏瑞 徐海凌


如何判断律师的服务能力，这是当事人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出于专业的训练，律师的口才都很好，在争取法律项目时也都会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在当事人真正遇到法律难题时，不少律师就会推三阻四，自认能力不足，让当事人自己处理法律危机。当事人能不能在签订法律服务合同或者代理协议之前就将律师的法律服务能力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总结出了“学”、“识”两方面的判断标准。

“学”，就是指律师的学习履历。现行的中国法律法规已达6亿字左右，没有一个律师能全部记忆在头脑中，所以律师最关键的学识不是过目不忘，而是掌握“法理”，也就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只有掌握了每部法律的基本法理，才能“纲举目张”，全面理解和掌握法律的精神内核，具体的法律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律条款可以在短时间内强行记忆，但法理却不是“急就章”，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只有受过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的律师才能全面掌握“法理”并熟练应用，所以企业选律师首先要考虑“科班出身”。另一方面，只要是中国法律业务就不能片面地抬高“海归派”律师的外国法律知识体系的作用，因为中国法不同于英美法， “外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这部“经”，“本土”涉法事务一定是优先选用“本土法律知识体系”下的律师。

“识”，就是一个律师的“见识”。见识很大程度基于实践经验，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即使是法律教授也可能没有能力处理基本的法律争端。理和律师事务所将法律服务经验分为“通用法律服务经验”和“高端法律服务经验”。“通用法律服务”指的是律师基于民法、合同法、劳动法、公司法、诉讼法等一般通用法律为当事人提供的一般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的代理服务。这些法律服务是任何产业、任何群体都可能需要的，虽然“通用”，但有关经验的积累也需要多年的法律实践。一个好律师应当有各类通用法律服务经验，而不是仅仅专注于某一法律领域，因为企业遇到的法律争端是多种多样的，都需要及时处理。“高端法律服务”则是指更专业化的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的经营战略、政策应用、上市筹资等方面的法律意见，以及综合运用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各门类中的产业政策甚至技术诀窍提供的顾问服务。这些法律意见事关重大，律师不但应该对某一行业的政策有长期的跟踪和理解，还应该对该行业技术以及人脉方面有深入领会。合格的律师应该解决或参与过相关产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例如解决投资障碍、化解产业争端、创新盈利模式、完善产业制度建设等。律师只有“涉足”过某一类或某些类“高端法律服务”项目，并从中获得了宝贵经验，才能做一个合格的企业法律顾问。

“影响力”可能是基于“学”、“识”而评价律师能力的一个科学“指标”，指的是律师通过执业行为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高度。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层面多多，不同层面均存在不同有“影响力”的律师。人们知道有“影响力”的律师是用来解决大问题的“大律师”，但首先要分清的是该“大问题”、该“影响力”存在的层面是哪个？该“影响力”的存在是否有客观证据佐证？较受委托人欣赏的是一种有行业影响的大律师，他们是专家而非“明星”，平常处事比较低调，但一旦碰到突发、重大的法律难题就能发挥实力，帮助企业谋篇布局、制定方案，然后分步实施，赢得胜利。这样的律师对企业的发展有高度的影响力，可能是最高层次的律师。




求索依法治村之路
-----从两起出嫁女状告村委会谈起

惠云

先让我们看一下两个案子，一个是昌邑市某村付小玉等16名出嫁女，因该村不给发放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而将村委告上法庭，另一个就发生在东营市，某村的40余名出嫁女不服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分配表决方案将村委会告上了法庭。
自从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治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农村普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村民法律意识得到了提高，但有相当多的法律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讲好法制教育课、搞好法制讲座，发放教科书、宣传册。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实用的法”。村民们拿到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法律书籍、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依旧我得我素，照旧依据许多带有传统色彩的民间规范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继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理念化的正式条文能代替的。所以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条文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的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像这两个案子中的出嫁女，她们往往被视为“非正式规则”异类，承受很大的压力。
法律与民间规范相比，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切实地体现人们的需求，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基本手段。但法律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这值得我们反思。
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都被封闭在一个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封闭圈里。土地仍是目前我国农村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际关系不是十分广泛，而且信息不是十分畅通。“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关系来制约村民的行为，传统道德论理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基本准绳。因而在农村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农村里，尽管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看似信息交流充足，但本村人的圈子仍留着，而这种圈子又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封闭性，再加上他们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寻求传统规范的制约。村民与村民之间仍寻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模糊准则。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气”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以宗法的民间规范取代理性的可预性的法律规范。而这时村里的干部或者年长的老人就成为最具有权威的调停人，他们出面平息纠纷依靠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他们的传统观念，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那些儒家流传千年的教化思想。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村中存在的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巨大差距。
第一，我们要对依法治村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农村还有着相当厚的基础，消除它的消极影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人们传承着这种规则，无论国家的法律如何规定都影响他们适用这种规则。这种传承不可能很快的消失。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惧法、怨法、避法等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法治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国家法律与传统民间规则并存的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在有些时候也会被人记起，发挥它的售后服务，尽管这一过程也许是漫长的，但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一蹴而就。
第二，法治有着本土化的道路。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相反，这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开工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在实践中，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是要放在首位的。之所以在农村中会出现民间规则与正式法律并存而且民间规则占优势的情况，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下大功夫，而且这需要各方面包括经济、文化等相配合来推动这一进程，现在在这样信息发达的时代，要把新时代的时代特点注入农村，让农村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转变，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农民在保护自己的权利时想到的首先是运用法律，而不是传统的民间规则。
其二，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普法工作的力度，要有而心地细致地进行这一工作，把我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规范用浅显的道理讲出来，便于让农民接受，让农民理解。要把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律相比较，使农民看到国家法律所拥有的优势和民间规则所具有的缺点，使他们自愿地接受国家法律这一途径解决自身的问题。不把农民的自觉性与自愿性调动出来，当前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其三，加快经济的发展，促进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农村经济发展的快慢决定着其它各方面的进程，在与外界进行经济与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农村将不得不与外界统一规则，也就不得不舍弃旧有传统，因为在这个日益开放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力量，而且外来的人不可能相信你的村里的干部或者是德高望重的老者的裁判的，因此，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其开放的程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就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的高度上，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引导农民树立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